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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到“城市文明”

2017-09-26 09:27 来源:新华日报

核心提示

● 文化最大的敌人不是没文化,而是伪文化,因为它会导致集体记忆的迷失或错乱。

● 现代城市日益成为“成功者的城市”“城里人的城市”,而不是“‘我们’的城市”。

● 城市病的诊治只是使城市变得“不那么坏”,只有文明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城市变得“更好”。

● 一个人文科学家缺场的咨询系统,不可能催生真正的“城市文明”,最多只能停滞于“城市化”的水准。

从“小城镇”向“城市化”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成就非凡。然而,城市化的加深也带来一个日益突出的忧虑:我们是否走进了西方“城市化诅咒”?

一般认为,西方城市化经过“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四个阶段。城市由“化”农村而“城”,表明顶层设计的先天不足;“郊区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是城市精英的两次逃离或突围,也是城市空洞不断形成的过程;“再城市化”相当意义上是城市的自我拯救,但因为以年轻人回流为主力,因而城市已经失去原有的记忆与底蕴。

不幸的是,我们在理论上却将这个典型的西方病误读为一个必然过程,将它们当作城市化的必经阶段,于是,西方“城市化诅咒”正在中国得到验证甚至加重。所以,要拿出创造性智慧超越西方“城市化诅咒”,最重要的突破口是在顶层设计层面,实施由“城市化”向“城市文明”的战略推进。

“城市化”的“文明”问题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主要有环境污染、交通堵塞、房价虚高、水源短缺、管理粗放、应急滞后等。然而这些都只是表症,“文明”问题才是城市最深刻、最深远的隐患。概括地说现代城市的“文明”问题是“四失”:形态失彩,文化失忆,伦理失温,生态失衡。

1、形态失彩。高度的同质化导致城市多样性的消失,是中国城市化付出的最明显也是最难弥补的代价。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元素主要有现代化取向下的规范性和“工商文明”的理性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文明,其要义是强调规范性与效率,这是“现代性”的缺陷。规范性引导下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同质性,于是从北京首都到云南大理,从大都市到小城镇,中国的城市在瞬间千人一面,以惊人的速度失去了城市形态的多彩。而城市的内涵建设主要受“工商理性主义”牵引,以发展新产业、大商圈为取向,于是高楼拔起、人口蚁集、商圈割据、工业化泛滥。由此导致的最严峻的“文明”问题,是“有‘市’无‘城’”。城市成为商圈与工业合凑的繁荣,“市”的功能被无节制扩张,“城”的意义正在退隐甚至消失。

2、文化失忆。文化记忆的流失是城市化付出的最为惨重的代价。中国城市化一般以外延扩张、居住扩容和现代商圈形成为基本特征,相当时期中以大拆大迁为牵引的城市化,使古街道、古建筑乃至一些具有文物意义的场所遭遇前所未有摧廓,而这些都是城市集体记忆的物化形态。由于市场化力量渗入,与城市集体记忆物化载体消失相伴的是城市伪文化的悄然兴起。为迎合人们怀乡或乡愁之情,企业家建造了许多仿古建筑或场所,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当它们被以文化为诱惑推销或营销时,便导致许多伪文化现象。文化最大的敌人不是没文化,而是伪文化,因为它会导致集体记忆的迷失或错乱。文化流失和集体记忆消失的第二个表征是大学扩张过程中撤离城市中心,在城市的周边建大学城。大学的无节制扩张以及从原校址的撤离,不仅动了大学本身的“文化胎气”,也动了城市的“文化胎气”。一座校园文化底蕴的生成需要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积淀,一座城市如果缺乏大学的文化支撑,只能成为工商业的“土豪”。

3、伦理失温。我们的城市正逐渐冷却伦理的温度,在“市”的强势取向下“城”的魅力不断流失。现代城市日益成为“成功者的城市”“城里人的城市”,而不是“‘我们’的城市”。现代城市正罹患一种文明流感:主题词是“差别”,心态是“逃离”。城市的逻辑是不断制造差别、制造阶层,从大街上行驶的汽车品牌乃至车牌号,到林林总总的小区、学区,无不以差别为天堑,学区俨然成为未来社会分层的摇篮。城市已经是成功者的城市,变得日益冷酷,缺乏亲和力,由此培养了一些“硬心肠”——“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由于城市化以农村为“化”的对象,于是农民便被“化”进城市,城市用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然而却诞生了一个充满歧视的词“农民工”。伦理失温导致另一种城市文明病:逃离!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其实都是逃离城市。对那些城市的中下层来说,出路只有“三步一回头”式的“逃离”,先“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最后再逃离城市。

4、生态失衡。城市缺胸怀、少情怀,文明生态解构。一个典型表征,是城市化之后的城市,似乎是“青春派的城市”,在繁荣的大街上行走的基本上都是中青年和身体健全人士,老人和残障人士很少在街头和商场出现,不是他们不向往,而是因为城市已经不是“他们的”城市。我们的城市已经很富裕繁荣,然而残障设施很少,已有的大都是摆设。偌大的城市,为老人提供的场所很少,于是发生关于“广场舞”的争论。对于生态合理具有伦理温度的城市来说,残障人士、老龄人的活跃指数,往往表征一个城市的文明指数。当繁荣的城市不能为残障人和老龄人提供行走街头的必要条件时,城市传递的伦理信息只能是“势利”,很难让奋斗中的中青年看到未来即老龄以后的前途,因而难以有真正的“城市文明”。

启动实施“城市文明”战略

城市病的诊治只是使城市变得“不那么坏”,只有文明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城市变得“更好”。解决城市文明问题任重道远且十分复杂,当务之急是推进启动战略。

1、唤醒“城市文明”的自觉意识。需要澄明的是四个相近概念。一是“城市病”与“城市文明”问题。当下整个社会还处于“城市化”的激情和惯性之中,关于城市发展的“问题自觉”大都是“城市病”而不是“城市文明”,前者属于管理层面,后者属于理念与顶层设计层面。二是“城市化”与“城市文明”。“城市化”是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与追求,它很容易产生一种误读,以为城市化便是城市文明。三是“城市文明”与“文明城市”。“城市文明”将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重心和牵引,是文明的新形态,有待漫长的积累与积淀,而“文明城市”则是以一系列指标体系测评城市的文明状况,二者虽有交叉,但境界很不相同。四是“城市文明”与“城市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生命,但“城市文明”比“城市文化”在内涵上要更丰富沉着,包括许多社会形态和物化形态。总之,“城市文明”是城市的精气神,只有建立“城市文明”的意识和战略,“城市化”才能真正走上“文明”的轨迹并具有“文明”的气质和内涵。

2、“大学文化回城”战略。大学新校区的郊区化扩张使饱满充实的原主城区文化出现众多空洞而形成文化空心化,携带丰富文明气息和文化底蕴的大学老校区现在大多成为文化废都,同时也占用了宝贵的中心城市资源。必须从城市文明的战略理念出发实施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引导大学文化回城。应当对大学老校区的教学科研饱满率和大学校园的文化浓度进行测试评估,防止大学老校区只是另一处办公用房的替代,使老校区有基本的教学研究功能,保证有基本的学生和学生活动活跃于老校区。同时,可以对老校区进行文化开发,在有典范意义的大学老校区建立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文博馆、科学馆、教育馆等。也可以在老校区开展各种向社会开放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总之,必须复活老校区的大学文化,使之成为城市中心精英文化的辐射源和蓄水池。

3、对城市中心进行宜居改造,留住城市精英和城市记忆。一是加大城市中心和主城区升级改造力度,目前南京市实行的城市建筑外观改造工程立意高远,不仅深得民心,而且其影响必将深远,原来试图离开的市民现在很多改变了想法。但改造试点不仅要改造外观,还应当进行内部改造,尤其是与老龄化趋势相适应,加大老旧小区的电梯安装、无障碍通道、公共活动空间等建设力度。二是重点改造升级一些携带浓郁文化记忆的大学老小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携带深厚文化记忆和城市情感的老小区和著名建筑大都在市场化中惨遭抛弃,这是城市失忆中最惨重部分。应当对一些重点大学老小区进行抢救性提升改造。

4、建立“人文—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决策咨询体系。在智库时代,政府管理应动员全社会尤其是精英层的智慧。然而现有的决策咨询体系有两大缺陷:一是专家依赖,二是经济学家话语独白。应当建立多学科专家同时在场的综合性咨询体系,由此才能形成卓越的决策。在“经济中心”时代,经济学家在决策咨询系统中的权重太大,乃至某种程度上具有“霸权”地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现有咨询系统中,人文科学家在场太少,话语权也太小,可以说,一个人文科学家缺场的咨询系统,根本不可能催生真正的“城市文明”,最多只能停滞于“城市化”的水准。建立一个人文科学家充分在场的决策咨询系统,对“城市文明”来说迫在眉睫。

(樊和平,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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