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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上广: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模式和低碳治理

2015-06-23 10:55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编者按:

2015年4月10日,华东理工大学杨上广教授在同济大学召开的“城市与社会”国际学术论坛的平行论坛上作了题为《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模式和低碳治理》的报告。杨上广教授利用1054份上海家庭碳排放的问卷,结合上海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分析上海家庭出行的行为模式、家庭碳排放的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

杨上广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杨上广教授首先指出伴随着人口、私家车等不断增长,中国大城市家庭出行碳排放量在逐年增长。因此如何降低出行碳排放量成为低碳城市建设一项重要议题。其文利用1054份上海家庭碳排放的问卷,结合上海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相关经济社会数据,分析上海家庭出行的行为模式、家庭碳排放的基本特征、空间模式和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

一、样本基本情况

调查问卷发放和收取时间为2012年6月至9月。共发放1200份问卷,合计有效问卷1054份,问卷有效率为88%。调查问卷包括社区环境、家庭出行情况、日常生活能源消耗、受访家庭基本情况四部分。样本分布为上海的18个区,其中浦东新区的样本最多。样本中20-60岁的人占很大比例,核心家庭居多,大部分样本的教育背景为本科,家庭收入是5000-8000的占21%,职业分布很广,有私家车的占26%。

二、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以年为时间单位对调查样本的交通方式碳排放统计中发现,公共交通碳排放量占比4% ,小汽车/摩托车/出租车合计碳排放量占比96%,汽车成为城市碳排放的首要因素。分区县对平均家庭年均出行碳排放量值进行排序,平均家庭出行碳排量值最低为卢湾203.58 kg/a,最高值为嘉定区2 594.15 kg/a;大部分区县出行碳排放值分布在1 000-1 600 kg/a;碳排放值最高的嘉定区、青浦区、浦东新区、松江区均位于上海郊区。家庭出行最低的是卢湾区、奉贤区、金山区、闸北区,区位特征差异较大,结果表明:① 出行碳排放高值区呈环状分布于近郊区(碳排放值高于1005.27kg)。近郊区是上海许多大型商品房基地,是上海人口迁入区和人口密集区,而这些人群的工作地区却主要在中心城区,形成了长距离的通勤;②从市中心向外看,上海家庭碳排放值呈现倒“u”型曲线。核心城区和远郊区是碳排放低值区(碳排放值小于1005 kg的区域),近郊区是高值区;③上海核心城区卢湾区家庭出行碳排放值最小,位于上海西北部远郊的嘉定区和青浦区碳排放值最大;④出行碳排放最高值集中在嘉定工业园——安亭镇片区,其次是宝山区月浦镇片区,浦东机场片区,浦东惠南镇——新场镇片区,松江九亭片区。通过对整体样本数据的空间分布情况的描述,碳排放存在空间分布特征,受到城市空间及区位特征的影响,并且存在空间相关性……以调查样本家庭为计算单元,采用Moran’s I指数对日常家庭出行碳排放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为0.007 8>0,说明该空间变量呈空间正相关。P值表示概率,当P值很小时,表示观测的空间模式不太可能是随机产生的结果,而是存在空间相关性。z得分是标准差的倍数,以正态分布的置信区间对应的阈值作为检验标准,如果z得分在阈值范围之外,其意义与P值很小是一样,观测的空间模式是非随机过程产生的结果。此次生成的结果中,P<0.05,95% 置信区间的检验阈值为1.96,Z得分2.43>1.96,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出行碳排放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空间自相关性,但从全局来看相关程度不强。上海市家庭出行碳排放局域空间自相关特征分析如下:① 高值点的聚集与家庭总碳排高值聚集区域相比发生扩散,主要呈环状分布在近郊;②异质点主要集中于外环线以内;③浦东新区高一高聚集区域增多;④没有出现低一低聚集的正的相关关系;⑤ 空间异质点(即高一低聚集的负的自相关关系),主要集中于中环线附近。高一高聚集的正的自相关关系主要集中在近郊,浦东新区有较多高值聚集点,嘉定安亭镇附近和松江新桥镇附近有较零散的高一高聚集点,从整体来看呈环状分布。尤其是浦东新区的金桥、川沙、合庆、周浦、惠南等几个城镇,地处上海东北角,既是上海近年来大型居住社区主要选址点,也是大量外来人口居住点。交通设施尚未完善,以黄浦江为界,许多人居住在浦东,工作地却在黄浦江的另一面,造成居住与工作分离。

三、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及影响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制约的状况,他通过SPSS17.0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因变量之间相关性,自变量之间相关性,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涉及到的自变量有16个,因变量1个。结果显示,上海市家庭出行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是否有汽车和住房。表征家庭特征的几个自变量,就业、年龄和教育并不是家庭出行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最终回归模型如下:Y1=0.101X6-0.416X7(X6居住形式,X7有汽车吗)。住宅郊区化在上海发展迅速,公共资源,包括工作、医疗和教育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公共资源和居住地点的空间不匹配,导致上下班时间、距离过长及高碳排放量。

最后,杨上广教授指出,上海家庭出行碳排放呈现出类似出行模式的倒“U”型曲线,形成一个由市区中心到远郊的低-高-低模型。市中心和远郊是低碳排放区域,近郊是高碳排放区域。家庭出行碳排放冷点区域十分显著,呈环状出现在中环线附近。热点区域主要位于浦东新区,同时嘉定安亭片区出现几个零散的热点。居住模式和汽车拥有是影响家庭出行碳排放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对策:① 应该发展多元中心模式和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体系;② 公共交通系统应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尤其应该增强城市和城郊公共交通系统的联系;③增强轨道交通系统和其他形式交通系统之间的联系;④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社区;⑤改善半城市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

(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专家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