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标准化，指的是地名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上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地名专家委员会最早提出。

目前，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多个民族，近3000种语言，因此地名拼写可谓五花八门。如不实行地名标准化，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将存在巨大障碍。

1960年6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决议成立“联合国常设地名专家委员会”，并于1972年命名为“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专门处理地名标准化问题。

专家组发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语言都采用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因此决定：使用罗马字母文种的国家只要国内地名实现了标准化，其他国家照用即可；使用非罗马字母的国家，要按照科学的原则提出一种罗马字母的拼写法，经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后，作为“单一罗马化”的国际标准。

然而，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家，中国各地的地名丰富多样，如粗暴地采用某一种标准处理，难免会抹杀地名的历史人文特征。

“实际上，所有国家在推进地名标准化时都遇到了各种问题，联合国也逐渐意识到，地名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能粗暴对待。”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原中国地名研究所所长刘保全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名称汇总后“傻了眼”

1977年，在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提出“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的提案，获得了会议通过。

紧接着，1979年，由建设部牵头，组织了第一次全国地名普查，打算先规范地名用字与读音的国家标准化。

由于地名普查主体在县，缺乏国家级机构对地名用字与读音的审定，因此1996年，民政部与总参测绘局开始联合编制囊括4万多个乡镇名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标准地名图集》。刘保全是主要编纂者之一。

“原以为资料准备最多半年内就能完成，后来证明想得太简单了。”他说。

制作图集的通知下发给各个地方后，由各地确定标准地名后上报汇总。可是，当全国几万个乡镇的名称汇总上来时，刘保全“傻了眼”。

最大的问题是方言地名，一些地名一转换成普通话，读音用字就变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就给省里发文，一级一级下去问，问不清楚就让他们来北京挨个商量，但还是解决不了。他们说的是方言，你听不懂，听懂了处理起来也非常复杂。”刘保全说。

其次是民族聚居区的地名。一个地方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地名叫法，怎么取舍？

“人们都想留下自己民族的叫法，怎么协调？这事只好讲理，这个名字用的人口有多少？用的频率高不高？有没有特别文化含义？即使这么确定下来了，也难免伤害了部分人的感情。”刘保全说。

改地名伤感情

除了方言问题和民族问题，谈到具体的地名，最难办的还是生僻字、自造字和异体字地名。

北京市门头沟区有个“爨（cuan四声）底下”。爨，有烧火煮饭的意思，爨底下人全姓韩，他们期望韩（同寒）与爨字（意热）可以互补。50年代推行简化字的过程中，“爨底下”村名被改为“川底下”， 音虽近但原义尽失。而当地人民念念不忘爨字渊源，又把地名改了回去，而今当地也摇身成为京郊知名的古村落遗存。

贵州省兴仁县有个坉脚镇，形象表现其“建村于土台之上”的地理特征。贵州旅游部门曾坚称该字用于此地已有数百年历史，是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时光如梭，如今“爨”字保留，“坉”字也经过多方努力，于2013年列入规范汉字表。

有些地名，因为源于当地人的姓氏，如要修改，更会触及当地民众的感情。

有个（Guan）姓，相传是比干的后人为了逃避商纣的追杀改的姓，后来聚集起来形成了个家庄。

“人家就要这个名，老祖宗留下来的，你让人改，人家能干吗？”刘保全说。

在安徽大学一次简化字研讨会上，刘保全曾表示，《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姓氏能用异体字，没规定地名能用异体字，“强制不让人家用，伤害群众感情。”

卧佛沟和守陵村

在图集编纂过程中，中国地名存在的语言文字问题一次次浮出水面，而地名工作者也渐渐发现了地名所具有的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刘保全举例称：先秦时代，华北平原以丘、陵、阜命名的地名很多，这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貌起伏不平，人们择高地而居以避洪水；六朝时，坞、壁、垒、戍、堡等地名用字的出现，应与当时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社会动乱需要防御有关；唐中叶以后，内地出现的镇、集、市则反映了小商业城市的兴起。

地名还有利于文物的发掘。

四川安乐县的“卧佛沟”并不见佛，后来，人们顺着名字果真找到个被林木覆盖的衰破古庙，那里不仅有一尊巨大的石佛，还有古人埋藏的40多万字的佛经。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的守陵村，名字怪异，却也一直无人追究。有一年，工程兵在村庄附近打山洞，发现了盗墓者遍寻不得的西汉王朝的刘胜墓，内有车马棺椁和金缕玉衣。“哪个盗墓的人要对地名有研究早就给盗走了。”刘保全说。

北京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孙冬虎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地名，就相当于历史文脉当中的一条线，把它改了，或者去掉，延续历史文脉的一条线就中断了。”

标准化与地名保护的“和解”

随着工作推进，刘保全对待标准化的态度有了转变。一方面，他要求地名工作者对地名用字认真溯源，据义审理；一方面，他提请语言文字部门注重地名用字的特殊性，尽快制定合理的地名异体字、繁体字、自造字的处理原则。对于实在无法妥协的异体字，就在地图集后列一个《地方读音附表》。

刘保全还和一些机械坚持标准化的专家“拧”上了。一些专家认为：地名的“脚”大了，语言文字规范的“鞋”就小了。

在一次论坛上，刘保全提出地名标准化中，对待地名专业字当效仿林业部：“在森林里发现了一种珍惜树种，收进来就行了，为什么要砍掉它呢。为什么一定要非此即彼？”

后来，随着刘保全保护地名的意愿愈发强烈，他甚至还有了“把地名文化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范畴”的想法。

2007年，刘保全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把这个问题提交到联合国。

联合国地名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非常感兴趣，立即召集研究：地名是不是文化遗产？如果是，是什么性质的文化遗产？

当年8月，第九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大会确定，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应在《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下进行地名保护工作。

“2012年，民政部组织制定了国际上首份《地名文化遗产鉴定标准》。同年，在第十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参照中国的标准，通过了国际地名文化遗产鉴定的原则，同时，联合国地名专家组成立了专门的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组。”刘保全说。

国家地名标准化和地名保护之间的问题开始逐渐“和解”。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然而，与此同时，地名的国际标准化的问题也开始凸显。

国际标准具体规定：少数民族地名，按照已故中国地图学家曾世英发明的“音译转写法”，不通过汉语拼音，直接翻译成罗马字母，以减少音损，维护民族团结。

普通地名则全部用汉语拼音。比如一座叫巫山的山脉，统一拼写成“Wu Shan”，但是如果旁边有巫山县，前面的巫山成为专名，后面的县作为通名，写成“Wushan Xian”。

“然而，似乎在奥运会前后的一瞬间，情况全部发生了变化。北京市所有原本应该拼写成Lu，Jie的标牌，拼写全都变成了Road和Street。”孙冬虎说。

孙冬虎曾经在过去的国家测绘工程研究院工作过16年，主要研究如何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汉语地名。

“我们替外国人想得有点过分周到了。假如来了个外国人，他问中国老百姓五棵松桥怎么走？改成Wukesong Bridge，老百姓怎么听得懂？这违反了我们自己向国际提交的标准。”孙冬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