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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和乡村建设与治理

2016-03-24 09:35 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微信公众号

导读: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3月22日-25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三个“新”的叠加,突出了亚洲求新求变的迫切心情。本期内容我们和大家分享在“京津冀一体化”和“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专家学者们都说了些什么?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正经历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增速跌至谷底,去年为6年来最低,国际贸易增速更低,大宗商品价格深度下跌,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而亚洲依然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地区;亚洲能够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亚洲的未来关键在于信心、创新、合作。这就是博鳌向世界传递的信息。

京津冀一体化:齐力同行以致远

对话嘉宾:

李士祥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张杰辉 河北省副省长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海山 天津市副市长

“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得吃”,提到京津冀,人们常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其发展失衡问题。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两年有余,两年间,三省市从以往的“分房而居”变成了如今的“亲如一家”。但协同发展知易行难,无论是三地发展失衡,还是产业对接不平等,抑或是头顶驱赶不散的雾霾天,仍有很多问题困扰并阻碍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此,三地政府高层昨日齐聚2016博鳌亚洲论坛,共同求解“众行何以致远”。

1.协同发展,各有定位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既有区域整体定位,也有三省市各自的定位和分工。李士祥表示,京津冀一体化大前提是协同发展,协同发展就是共赢,只是各自的分工不同,北京主要是疏解非首都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北京是产业过多。所以,疏解首先是疏解产业,疏解与北京的战略定位、城市功能没有必要或者紧密联系的产业。李士祥还表示,未来北京要发挥好科技创新中心的作用,继而按照分工转移部分项目至天津、河北。“当然,我们也可以共建试验室,共建创新的研发中心。”李士祥表示。

对于定位河北在协同发展中的角色,张杰辉表示,河北的定位是三个:第一是协同,目前河北的发展水平与北京、天津不同步,河北要补短板;第二是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第三,河北作为首都的“护城河”,有义务也应该为北京做好服务。张杰辉还在发言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北京现代第四工厂,另一个是京冀联手办冬奥。他总结说,在产业承接与协作方面,河北确确实实受了益。

同时,张杰辉直言不讳地表示,河北目前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去产能。“目前河北已经总计去除钢铁产能7497万吨,这相当于去掉了两个鞍钢。”张杰辉说道。河北去产能确实导致了一部分人失业,人数大概在20万人以上。但在安置方面,要么是安排失业人员内部转岗,要么就是政府已经提前准备好预案,转移就业机会也比较多。

相比河北,天津的科技创新资源比较丰富,但跟北京比还是有差距。对此,赵海山表示,天津更多的可能承接北京的创新、创意资源。天津本身是个老工业城市,又是个港口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也很快,自身实力在增加的同时,更多北京的资源对天津的后续发展,包括科技创新、新经济的发展能够提供持续的支持。

2.京津冀携手治霾,成效究竟怎样?

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是绕不开的话题,社会关注度很高。对此,与会嘉宾已有共识——既要顺利实现产业承接与转型,缩小区域内发展差距,又要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

李士祥表示,受北京地形、风向等因素影响,供暖期前后“最危险”。北京已经制定了五年行动计划,共84项任务,总投资7200亿元,主要的工作内容包括压煤、控车、降低扬尘、治理工业污染四方面。结合北京产业疏解,李士祥也表态:“疏解非首都功能,有污染的企业绝不能疏出去,要就地淘汰,因为不管疏去哪儿,空气是流动的。”李士祥介绍,北京已就地淘汰1100多家污染的工业企业。

尽管天津1/4的区域都被划定为生态区,但天津的空气质量也并不乐观。赵海山就表示,天津对于空气污染治理的关注甚至还要超过经济指标。“每个领导都有相应的责任区,而且也做到了管理上无死角、监测点无盲区、监管监控没有空白等等。”赵海山说。据介绍,天津通过对燃煤、扬尘、机动车、工业污染、新上项目的控制,去年优良天数增加了45天,“下一步天津将继续跟河北、北京从整体监测、防控体系方面来协同。”

3.2020年将实现“轨道上的京津冀”

李士祥在论坛上披露了京津冀城际铁路总公司新进展,“去年京津冀三家加上中国铁路总公司3+1共同成立了京津冀城际铁路总公司,现在这个规划已经做完了。到2020年整个京津冀轨道的交通里程将达到1333公里。”同时李士祥还认为,京津冀一体化,不仅是要建好京津冀三地之间的交通,同时也包括京津冀本地区内部的交通。

赵海山表示,来往北京天津两地高铁只需半小时,而且十到十五分钟就有一趟,这改变了人们对两地的距离观。他介绍了天津“两通两建”,“两通”:一“通”是原来的高铁站天津站现在延伸到了滨海新区。二“通”是天津和保定的高铁去年贯通,天津到保定只需40分钟,缓解了北京铁路交通压力。另外,天津正在新建天津和北京的第二条城际铁路和天津到秦皇岛的高铁。

张军扩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建设首都经济圈,这都需要交通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现在提出的理念叫“轨道上的京津冀”,将来设想在一百公里范围之内,基本上就市郊铁路加城际铁路,超过一百公里就是城际铁路再加上干线铁路,交通主要靠发达的轨道交通来解决。

乡村建设与治理:田野,如何承载起乡愁?

对话嘉宾:

保育钧 经济研究人员、北京辽宁企业商会名誉会长

李昌平 中国乡建院院长

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创办人兼主任、乐和乡村发起人

仇保兴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理事长

乡村建设是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它曾数度沉浮,但始终无法破解。随着中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农村社会原有的稳态结构再次被打破,乡村建设和治理问题重新受到关注。 在论坛年会乡村建设与治理分论坛上,“三农”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实践者围绕“乡村建设”展开了讨论。

1.乡村发展面临困境

“1985年,我们种30亩地、养30头猪,就是专业化、万元户,一家人过得非常好,比城里还好。而现在种30亩地、养30头猪,养活不起一家人了。我越搞越糊涂,才下决心做研究弄清楚这个问题。”李昌平谈起为何研究“三农”时说。

李昌平的疑惑,就是中国农村面临的困境。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业成为效益低、风险高的弱势产业,也因此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劳动力流失、出现留守儿童“空心村”,贫困依然困扰农民。

保育均认为,目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农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开,土地无法流转,产权制度滞后;二是农村基础设施欠账过多,公路、厕所、卫生,包括医疗基础设施落后;三是人才流失,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了农村空心化,遗留下来的农民也无法适应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挑战。

“农民分散在不同的村社中,因村社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资源,这些是农村发展重要基础。”温铁军认为,过去我们把城市管理体制搬到了农村,用城市建设模式来建设乡村,破坏了乡村的传统文化。

仇保兴表示,用城市的办法消灭村庄、合并村庄,将村庄改造成城市社区的做法是错误的,这种做法是对农民、对原有社会资本的摧残,与走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乡土文化资源特征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背离的。

2.需要增强农民组织化

“中国农村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去组织化’。”温铁军说,农村垃圾围村等现象,都是在“去组织化”过程中发生的,分散的农民不可能有主体性,需要立足农村社会资源形成组织,农村才能更好发展。

廖晓义也认为,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修复乡村社会组织,并且激活乡土文化。“修复有形的根:社会,无形的根:乡土文化。”

那么农村组织如何重建?

“我们探索了一个模式:一站两会三院,一站就是社工站。乡村自治组织文化已经改变,要再修复激活起来,需要专业社会服务。”廖晓义说,“我们现在有100多名一线农村社工在乡村,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互助会,实现处理公共事务、组织活动、制定规则等能力;建立联席会,也就是各方协商平台。三院就是书院、庭院等,开展乡村文化活动,激活乡村自主性、互助性、公益性。”

李昌平认为,现在要实现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治理制度三位一体,就是村社共同体,通过内置金融,统一产权、统一财权、统一治权、统一事权。“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加上我们财政投入,让共同主体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农村问题很好解决。”

仇保兴说,我们政府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自以为比农民还懂农民,比农民更了解农民的需求,从而爱替农民做主。乡村的治理应利用熟人社会来搞普惠金融。他认为,社会资本应靠乡贤支持,这种社会资本建立在一种文化的关系上。如果这种文化关系得以修复,人们会重新感觉到这个社区是自己的社区,是自己向往、自豪和祖辈传承的地方。农村里这种气氛的复兴是很重要的。

3.农村经济需要扶一把

全面小康社会,不能落下农民。如何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脱贫致富?

“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资本的帮助。”保育均认为,工商资本可以起到粘合作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上海松江县发展很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业资本和工商资本结合起来。“但是,单纯依靠工商资本也不行。”他说,工商资本下乡最怕与单个农民谈判,需要农村有多种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例如家庭农场、种植大户、龙头企业等。

李昌平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在村社内置金融。“比如我们探索成立种子基金,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了农资的统一采购、统一配送、统一结算,农产品的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等。”他说。

一方面农村经济滞后、农民收入低,而另一方面农村滞销、食品安全问题也屡屡发生。廖晓义认为,解决这个矛盾需要乡村跟城市消费者对接,跟城市社区经济对接。

“比如通过众筹,一个城市消费者出1000元,两三年内能够完成一分地生态转型。”廖晓义说,我们把它叫一分田行动,让城市消费者回归乡村,既是消费者,又是投资者。这样,就可以在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本内容根据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会官网、经济日报、海南日报等相关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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