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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更新时代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

2023-01-05 10:20 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

导读

2022年11月3日,“清华与长三角名城的四十年”学术论坛在苏州成功召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特聘院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杰在会上作了题为《更新时代历史城市的整体保护》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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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城市整体保护这一主题,于苏州会场探讨再合适不过。不仅因为清华有分支机构在此,清华、同济以及本地专家都为苏州历史文化名城做出贡献。过去很多年,邱晓翔局长、相秉军院长很早来到苏州工作,是守护苏州大门的人。

今天更新和整体保护变得越来越迫切。1982年的城市以拆改为主,保护是拆到哪里,保到哪里。现在国家战略转向了城市更新,要做的工作无所不在,整体、全面、高品质的提升,是无时无刻都会触及的技术环境。对历史文化名城而言,整体性显现得更为重要。

我国虽然拥有众多国家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但保护压力很大。仅以省级名城来说,肌理辨识度和完整度高的并不多,而且这个肌理已经挥发得不少,全国都是如此。

清华很早就提出整体保护概念。梁思成先生基于家学背景,接触西方先进理念,对比古罗马、希腊乃至美国现代城市,他认识到中国城市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城市的中轴线,南北并无差异,中国城市的一统性,需要得到整体保护,因此他早在50年代便提出整体保护概念。

当然,梁先生所处时代的遗产保护,与今天的遗产保护存在异同。在遗产保护理念发展过程中,朱自煊先生最早也是坚持时间最长的,将城市设计和城市保护融为一体。朱先生注重保护文物周边整体环境,从城市设计思想出发,他在街区保护中提出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并在北京什刹海历史街区践行了几十年。他主持的黄山屯溪老街保护,也是我国历史街区保护的开创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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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后,全国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整体性保护模式,苏州是其中的重要一环。1986年前后,苏州进行了第一次探索,当时多位东南大学的老师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那时整体城市景观概念,不比现在的历史城市景观缺失多少内容,但是要比西方提前很多。相关的法律,也折射出整体性理念对保护要素的扩展,从公共建筑到今天的众多遗产类型,曾经被忽视的要素,都逐渐纳入体系。2000年以前所谓“更新”是以改造为基本策略,与今天的更新内涵不一样。

学习国内前辈的历史街区和名城保护理念,在团队工作,包括与兄弟院校专家的交流中,我形成了如下观点:

一是,城市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历史城市更是一个多维复杂的系统。认识到历史城市多维度的价值,才能整体保护。否则迁就一个特别宏大的叙事,妨碍老百姓日常生活,遗产就可能被拆掉。这是其一,和建成环境的持久性、耐久性相关。从史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长时段的因素。方文滨书记介绍了赛金花住过的房屋,在赛金花以后还有人居住。如果以故居保护,之后的历史是不是完全抹掉?可以探讨。历史保护在社会层面永远是集体记忆的评估。其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提出的六条评估标准,反映出三个历史时段的遗产价值特征:长时段的历史,反映文明、文化;重要历史阶段的代表,为中时段的历史,比如现在提到景德镇陶瓷,就是14世纪到18世纪,这是其中的一个时段;重大历史事件,反映短时段但十分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比如五卅路,就与五卅事件相关。但是五卅路不仅仅是因为五卅事件而存在,前前后后还有很多和五卅事件,甚至主题没有太大关联的要素,这就是历史建成环境保护的复杂性。在很多过程中,往往是因为A,就把B拆掉,后来过两年发现B也应该保护。

2002年我们有幸参与了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第一次提出这个时段理念,首次将“当代全面改革开放的试点城市”作为广州的代表性价值之一。我们和当地单位一起,把第一个民间集资建立的大桥定为保护对象。那是全国改革开放早期建筑,但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段的意义,就误以为改革开放的建筑遗产有点文化落后。现在证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四十年也是非常重要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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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保护历史城市的完整性。比如文物的分布,不仅局限于苏州古城内部,很多位于城市外围。外围遗产怎样保护?只有把视野放得更加广阔。尤其是在快速扩张的时代,给它扣文物的帽子,别人哗啦就拆了。2009年和霍晓卫院长一起做《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当时周边很多少数民族村落,连传统村落的名字都没有。我们逐一挂牌,包括集聚区,梁先生和林先生盖的房子也在保护范围内。并不是因为梁先生是我们的老前辈,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很多更大范围需要做的工作。

三是,保护要素以主题分区管理。这是我们从广州、济南和昆明等地规划,陆陆续续摸索的方法。现在歪打正着,国空基本上是这样,这里画圈那里画圈。景慧老总在时,我们讨论了几次。我说那边就是一个框,只要是的就可以往里装。当时城乡规划法有一句话,就当大旗:“保护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依照法规,只要专家评定价值足够高就可以作为保护对象,今天看来这一方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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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视野下,大家更关注线性文化遗产保护。这个我们早在2006年编制《蓟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时,就把一条明代蓟州军事防御线路做了梳理,以建立戍边文化线路片段为主要目标。现在北京和承德之间还没有勾连起来,还需要大家一起来做工作。

另外,周俭老师做了大量贡献,将HUL(历史性城市景观方法)引入中国传播,结合他的实践经验的阐释。我觉得HUL理论特别适合中国,因为传统城市特别注重山水,包括像苏州这样双层叠加的城市。中国山水城市,将聚落和周边环境相联系。今天多讲风水和堪舆,就是山水环境和聚落关系的体现。使用这个方法,把很多看似和城市不关联的,但是实际上是背景或是文化景观的要素纳入了保护体系。

大明湖项目2002年完成了风貌带保护,我目前没回忆到国内有更早的,像这样把自然环境和城一起保护的做法。桂林人称山水城,但不是指城市内部要素。而济南是“山、泉、湖、城”一体,我们把山、水、城、田、海纳入7000平方公里的历史文化名城,形成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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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中国园林,是古人智慧精华,但也带着一些文化根基。比较大的系统,我的老家济南泉城,后来从生态等方面准备申遗,也成为文化景观遗产。城市结构更是如此,时下北京中轴线申遗广受关注,社会大众对中国的城市层次也有了一个认识的机会。

此外,保护街区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我国划定的历史街区中,法定保护的文物、历史建筑涂个红点,占比非常低。北京四合院在街区中一般不超过10%。其他很多城市,可能上海稍多,租界街区里面热闹,但是其余城市比例非常低。我们面临历史街区中90%以上的建筑怎么保和如何做的问题。

早些年借着项目思考,从崖城到朱家裕,发现红点的房子和外面的红线撑不起片区,其他建筑拆完街区也就不复存在。我们加上一般传统建筑——街区涵盖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房子,一并保护才维持了街区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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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还要形成稳定的共识,扩大对一般传统建筑的保护,规划范围内红点密度增大,密度大的片区便不能随便拆改。两个、三个红点之间要想更新,制约越来越明确,不可能大拆大改,就形成对街区的整体性保护。

三坊七巷也是比较幸运的例子。开始没有划定这些保护建筑,我们划定了9个文化院落,8个省保文物院落,又有两个倒挂——全国唯一倒挂街区文物级别的案例。在街区保护规划中,我们选定157幢传统建筑,后来都列入历史建筑。这样街巷即使要拆改也就无从入手,据我所知,三坊七巷大概是全国最全面的,基本上都被列为保护对象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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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形成类似共识。这些传统建筑是什么?就是破破烂烂。我们做景德镇历史街区保护规划时,传统民居有些是老百姓居住,有些被租赁,租客什么都不做,就向下盗挖埋藏区的青花瓷。政府没办法,只能把人请出去,这是唯一保护埋藏区的措施。清退住户后,民居经修缮改造成民宿,效益良好,客房一晚3000到5000不等,还预约不上。于是历史街区成为一个高品质的背景,稀缺的产品,设计注重观念、技术、思考以及工艺。消费者不傻,如果只是一个短平快的量产,不值这个价格。3000房费并不贵,因为这个地段建设极为有限,而且设计过程中梳理了很多支离的要素。普通风貌的传统建筑活化利用,既是一个难点,做好了也是一个兴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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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风貌织补的问题,本来要盖9层的高楼,协调成6层。前面修修补补的,有修缮的有新增的,后面就形成类似坊的区块。风貌和工艺传承的问题,例如晋江的五店市传统建筑,当时要拆除,我们保留了这个城区内的传统聚落。一并保护的还有文化活动的传承,见人、见物、见生活。高质量的传承让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需要我们做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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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产业和文创,以及文创以外更广阔的,面向社会服务的领域,都是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工业遗产也不一定是文化遗产,当时陶溪川没有列为遗产,就是一堆破房子,但是做到现在,是怎样的状态,给当地的社会和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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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专家现场报告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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