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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城镇化下半场“一切要用小细节服务人”

2018-12-28 10:46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的话说,过去城市不停扩张,做了40年“比较糙的事儿”,是时候做“精”了。

今年6月,由中规院参与编制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从公示内容看,规划理念发生了明显变化,街区主要采用小街区、密路网设计,不再是过去常见的大广场、宽马路。王凯说,这是宜居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受到表彰。作为弟子,王凯深有感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老师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现阶段我们和欧洲城市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细节上,“吴老反复强调建筑、规划和风景园林要融合到一起,本质上就是要以人为本。”

25日凌晨,王凯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新闻,内容是明年北京海淀区将在29个街镇配备责任规划师,“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真的到了精细化时代。”他感慨地说。

人居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

NBD: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您看来,可以分为哪些阶段?有何特点?

王凯: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中国城镇化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是1978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起步期,城镇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接近30%。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2年,城镇化快速发展。2002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应用到城镇化进程中,包括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再细分的话,也可以把2010年以后作为一个阶段,这一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达到50%,再之后就进入到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快的、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阶段,而且2015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应该有几个标志。首先是老百姓的居住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善。1978年,中国的人居环境条件普遍比较差,一家三代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或者几代人同堂,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现在,不仅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要略高,而且商品房的拥有率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第二,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交通还是市政,一些过去我们不太注意的方面,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同时,公共服务水平有了质的改变。过去关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设施,无论是人均水平还是绝对建设数量,都严重不足,还有公园的建设水平、绿地的建设水平、公共空间的建设水平等。

NBD:进入城镇化下半场,要实现“人的城镇化”,您认为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和加强?

王凯:其实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来确定城市的发展内容和主要目标。现在城镇化还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比如环境问题,大气的、水的,都是目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当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不仅涉及到理念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社会服务,现在有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距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方方面面的服务还有很大欠缺。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可能每个大城市的地铁通车里程都有300公里、500公里,但它的线网密度够不够?就是你从家出来去地铁站要花多长时间,在“最后一公里”的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便利店的数量够不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虽然能买东西,但要走很长时间。所以现在规划界也提出“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就是出门走15分钟,买一些小的东西,或者孩子上幼儿园、老人看病,能不能在这个步行距离里面实现。还有绿地,这几年人均绿地指标也不低了,但是你出门走300米能不能看到绿地?这个要求可能很多还做不到。不是说要大绿地,而是要更多的小绿地,在你家的周边,这样便于老人和儿童的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一切还是要用小细节来服务人。包括刚刚讲的交通,现在我们的道路是不少,但到处都是大路,路一堵整个交通就瘫痪,需要更多的次干路和支路,如果微循环比较发达、比较丰富,交通就不至于这么拥堵。

“大家有了规划意识”

NBD:城市的变化可能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对于城市规划本身来说,您认为这40年发生了哪些改变?

王凯:最大的变化是规划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公众普遍高度认可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1978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规划意识,现在老百姓已经有这方面意识了。

第二个是规划的法治建设有了根本性改变。1978年以前规划是无法可依的,从1990年4月开始施行《城市规划法》到2008年1月实施《城乡规划法》,我们建立起了一套法治体系,现在所有的规划编制,都要依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编制规划。

从技术层面来说,过去规划上的“国家标准”几乎是空白的,现在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法规体系,比如人均住宅要多少平方米、人均绿地要多少等,这个也有很大不同。

NBD:具体到规划理念上,变化也很明显。

王凯:是的,从规划理念的角度来讲,变化也还是比较大。比如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规划理念主要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像开发区的理论就是以效率优先,这都是规划里面经常提的一些事情。

最近10年或者15年,逐步把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规划的一个核心理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越来越重视了。因为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过去很多年都是以工业文明的思想在做经济建设和发展,就是效率第一、效益第一、标准化。但从生态文明这个角度,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特别是在人口规模的测算上,过去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城市越大越好,现在就转变为以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来反推人口规模。所以宜居城市的建设,是我们近年来在观念上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绿色、创新、文化和宜居

NBD:我们注意到,您曾在改革开放30年总结过规划思想变化的几个关键词(土地价值、城乡统筹等),现在十年过去,您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内容?

王凯:有几个主题词可以补充,绿色、创新、文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宜居,就是宜居城市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几个方面的主题词可能是最近十年变化比较大的方面。

绿色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过去我们只要求GDP总量,现在更讲究GDP的质量,在总量提高的同时能耗要降低,排污要减少,排放量要减少,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也包括城市用地规模不要那么大,更加集约,这都是绿色发展方面。

创新主要讲的是经济方面的动力。过去搞简单的粗加工,更多是初级工业产品的制造,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但是创新不够,现在更多的讲技术创新,要有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企业,这样才能占领世界经济的顶端。

文化有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说中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靠文化的影响,单靠经济影响力是不够的。这个文化影响力不仅是说历史文化要得到充分彰显,同时文化产业要得到发展,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满足以后,未来会有大量的文化消费。

最后讲宜居,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跟欧洲城市的差距,其实已经不差在我们有几条主要道路、有多少地铁数量等大方面,而是差在一些细节上,这些细节反映在宜居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个其实也是吴良镛先生反复强调的建筑学、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本质上就是要以人文本。

NBD:所以这次吴良镛先生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获得“改革先锋”称号,意义重大。

王凯: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吴老改革开放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特别是吴老创造性地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这个理论,有很重要的价值,对整个学界、整个国家人居环境的发展都具有开创性贡献。

因为早期,我们很多规划建设用的都是前苏联的规划理论,40年来,中国规划界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渐进过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吴老的人居环境科学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特别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融合在一起,因为过去这三个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现在统一到人居环境科学领域里面,是很有创新性的。

靠“专业化职能”提高竞争力

NBD: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不少城市都提出了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并写入城市总体规划。在您看来,规划如何为城市赋能?

王凯:这个目标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城市”的没有几个,比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全球城市就意味着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有多少,全球性的文化机构有多少,服务水平怎么样,反映出对全球经济的掌控能力,所以真正的“全球城市”是有限的。

中国城市要实现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现在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朝着世界城市的方向去努力。这里有几个要求:首先是经济竞争力,那就是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上海北京就更有这方面的条件,因为他们具备面向全球的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是说二三线城市没有这方面的潜力,像杭州、成都、武汉这样的城市,可以通过突出专业化来实现。

从全球来看,洛杉矶、墨尔本、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城市都有一些单向性的国际职能,都很强,比如洛杉矶的电影,法兰克福的航空枢纽。所以,很多城市通过发展自己的特色功能和独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也可以跻身国际,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

NBD:对于更多的内陆城市来说,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力?

王凯: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经济发展起来了,航空运输、信息化发展起来了,不完全通过海运来传递信息和货物,更多的要通过网络的方式,所以,内地和沿海城市差不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所以内陆地区的发展,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向西开放,中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机会,这是新的变化。内地和沿海的差距,特别是内地中心城市,这种差距在缩小,是一个好的趋势。

规划上,国家层面也在提一些区域发展战略,对于中西部城市的规划来讲,就是不要简单重复东部过去走过的老路,要差异化发展,凸显自己的特色优势。比如贵州、云南,搞大工业没有条件,资本不够,土地资源也比较紧缺,在工业化后期发展旅游、文化、健康产业,这个恰恰是东部地区不具备的,那就很可能后队变前队,又有新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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