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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效率锁定与中国城镇化路径选择

2018-04-17 09:43 来源:《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2期 作者:王业强 魏后凯

摘要:

受城市的行政等级、市辖区(县)、优惠政策等制度性因素影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曲线右侧提升,从而形成大城市效率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的现象。文章对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大城市效率锁定的背景下,跨省人口迁入依然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但对城市效率的解释偏差不断扩大,解释力度明显下降;省内人口迁入的就近城镇化的解释偏差已经开始缩小,解释力度明显提升;而市(县)范围内人口就地城镇化的解释偏差扩大幅度开始减缓。文章认为,中国未来城镇化将由跨省的异地城镇化逐渐过渡到就地就近城镇化,而当前政策应以积极推进省内范围的就近城镇化为主;县市范围的就地城镇化,尤其是在中西部部分落后地区,还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基础。

作者:王业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魏后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由于城市经济的空间集聚性特征,在城市发展的初期,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经济效率也不断提高,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各种城市问题不断出现,城市表现出规模不经济,各种资源要素的边际效率开始下降,进而促使城市人口和资源外溢,最终导致城市人口规模下降。王业强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效率具有倒“U”形特征。王小鲁、夏小林发现,人口规模在100万~400万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超过这个规模区间,净规模收益逐渐递减。也就是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最终将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城市进入规模效率递减的阶段。然而,近年来各种关于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数评价(如城市竞争力、城市质量等)排名中,尽管大城市发展面临各种“城市病”问题困扰,但其排名始终比较靠前。这说明中国大城市是规模有效的。从动态发展趋势来看,大城市的规模越大,效率越高。因此,也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在城市规模效率递减情况下的城市规模持续扩张现象,城市规模落入一个效率锁定区间(见图)。

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实际情况看,城市规模效率在人口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平顶”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以城市规模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出发点,将城市制度性因素纳入城市规模效率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城市效率的测算,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内在规律,并进一步探讨在大城市效率锁定的情况下,中国流动人口迁移与城镇化路径选择问题。

现有文献关于大城市规模效率的研究主要有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集聚经济理论。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城市的企业和工人具有较高效率的原因都被归结于集聚经济。而集聚经济又与一系列的机制有关,如相似企业分享供给的可能性、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抵制企业层面的冲击和进行匹配,以及学习其他企业的经验和创新的机会。因此,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也能够用本地自然优势和选择更多熟练工人的优势来解释。但是,产生于20世纪初的集聚经济理论似乎无法解释现代发展中国家超大城市和巨型城市的形成。二是基于企业选择理论的解释,如Melitz将产品差异和国际及区际贸易引入Hopenhayn的产业动态框架。Melitz等进一步将价格—成本构成引入这个框架,并显示大城市能吸引更多企业,从而使竞争更加激烈,并导致低生产率企业退出。从而说明,大城市企业和工人较高的平均生产率是企业的达尔文式选择的结果。但Combes等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强选择理论将导致生产率分布是“左截断”的,而强集聚则导致分布的右偏移和扩张,企业选择不能解释空间生产率的差异。三是涉及体制层面。Henderson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作用的增强,导致一些地区和城市得到资本和财政资源配置的偏向,从而降低了成本,这种优惠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Ades等、Davis等则强调国家政府部门将使一些地区和城市,尤其是首都拥有一系列优势,如资本市场、进出口许可、财政金融和公共品的提供等方面,而寻租则使这些城市变得更大。Henderson等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度扩张,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过度干预使地方政府和土地市场都难以有效运行。而具体关于制度性因素影响大城市规模和效率的机制,现有研究更多侧重于市场经济制度层面的因素,很少涉及城市异质性特征的制度性因素。如Henderson等认为,民主和科技对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有相反的影响,技术进步更加有利于大城市发展,民主化则有利于小城市。Henderson等认为,关于城市的形成有两种模式,一是在国家的土地市场有规模较大的土地开发商进行竞争;二是由集聚经济自发组织形成城市。如果没有自由运作的国家土地市场和自治的地方政府,自我组织的城市倾向于大型化。

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口不断迁入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而城市效率或工资收入水平则是决定人口流动方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城市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变化也必然会影响人口迁移的路径。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经济效率越高,越能吸引人口流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吸引了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也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农业转移人口,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并未出现大规模向城镇迁移的现象,而是就近和就地实现了城镇化。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就近和就地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有别于异地城镇化的另一种独具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现有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研究,在城镇化的概念内涵上和迁移的空间指向上存在一定的偏颇,大多侧重于农业转移人口跨省流动的异地城镇化,对于省内人口流动和就近就地城镇化的研究则是更多依赖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现实经验,缺乏从中国城镇化的整体战略角度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意愿、制度设计和引导政策方面的研究。纵观国际上许多城镇化水平比较高、城镇体系比较协调的国家,在地区差距较小的历史时期,其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已从农村向大中城市的迁移和集聚转变为以都市区之间的迁移(如人口从高成本的都市区向成本相对较低的都市区迁移)及都市区内部的迁移(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小城镇的迁移)为主,从而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人口和各种经济要素乃至人力资本的支撑。本文希望从城市效率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人口迁移的距离特征,以及由此对中国未来城镇化路径选择的影响。

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将人口流入来源分为本市迁入、本省迁入和跨省迁入。因此,本文将这3种人口迁入的方式作为中国城镇化的3种不同模式,即就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这里首先比较2000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各地级市市辖区迁入人口的情况,并将人口普查数据中不同路径的人口迁入数据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从而检验不同路径对城市规模与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大城市效率锁定对中国城镇化路径的影响效果。

“五普”至“六普”时期中国城市人口迁入变化

可以看出,“五普”到“六普”,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路径发生了明显变化。

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城市制度性特征对城市规模与效率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倒“U”形城市规模效率曲线的顶点后移,形成了大城市效率锁定区间。通过将城市行政等级、地区分布、市辖区数和人口规模等级等因素纳入三要素城市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并进一步利用一般可加模型进行验证,得到关于大城市效率锁定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撑。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各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迁入数据导入模型后发现,在大城市效率锁定的背景下,3种不同的中国城镇化路径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即以人口跨省迁入为特征的跨省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路径,但解释偏差不断扩大,解释力度逐渐下降;以本省人口流入的就近城镇化的解释偏差已经转负为正,有可能成为“十三五”时期中国推进城镇化的主要路径;而以本县(市)人口流入为特征的就地城镇化的解释偏差偏离程度开始减小,对中国城镇化的影响将逐步提高。

未来中国城镇化路径将逐渐由跨省的异地城镇化路径为主,过渡到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主,而在当前政策则应以积极推进省内就近城镇化为主,县(市)范围内的就地城镇化目前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基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推动大城市“群”化发展。当今世界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大城市作为城市群的核心,具有超强的人口和经济要素的吸附能力,但大城市的过度扩张会造成资源要素的紧张和生态环境压力,因此大城市应积极与周边区域内中小城市构建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中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网络体系。

第二,以“城市群”为空间单元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城市由于制度上的权力垄断优势形成效率锁定,进而形成超强的人口和产业吸附能力。如果城市群只是局限于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建设,势必进一步强化大城市的吸附能力。因此,必须在城市群的空间范围内优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因地制宜引导欠发达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目前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一部分地级市和县级城镇的人口规模都普遍偏小,达不到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适宜规模,如果不加快本地区城镇化则会导致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继续外流,但盲目推进就地城镇化有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并产生新的社会问题。从城镇化空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借助于大的城市群或都市区来带动本地区的城镇化,通过“点面结合”来促进本地区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中西部地区积极推进本省范围内的就近城镇化,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提高本地区城镇水平,无疑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四,依托大城市适度培育发展特色小镇。发展特色小镇是治理“城市病”、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自住建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城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以来,全国各地特色小镇建设风起云涌。但是,特色小镇天然缺乏内生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依托大城市提供资金、产业和市场的支撑。因此,应依托大城市周边的重点村镇培育发展专业特色小城镇,引导大城市人口分流,实现大城市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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