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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对话:持续发展,理性规划

2017-11-29 10:50 来源:中国城市规划网

2017年11月18日晚,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主办、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承办的2017年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主题对话:“持续发展,理性规划”在东莞成功举行。

本次论坛由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孙施文教授与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李志刚院长联合主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学会副理事长张泉、吕斌、赵万民以及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和本次年会各会场的主持人等参加了本次论坛。首先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王莉慧女士和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先生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编着的新书《理性规划》揭幕。随后,与会嘉宾围绕如何在可持续发展语境下,实现城乡规划学科的理性发展,从而指导城市发展方式与发展路径的转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如下主要观点和建议(按照发言顺序)。

孙施文(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孙施文:理性规划实质上是追求合理性的规划

论坛主持人孙施文教授首先对会议主题进行了阐述,通过分析“理性”与“规划”的含义,进一步强调了“理性规划”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主义”而是“强调合理性的规划”,亦即规划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综合的,更是符合逻辑的,既要坚持逻辑本身的合理性,同时也要遵守一些常识性的准则、程序、方法。进而提出规划工作必须要顺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努力提高规划的合理性,用更加理性的精神、更加科学的思维,去更好地发挥规划在城乡建设和发展中的作用。

袁奇峰(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袁奇峰:树立正确规划价值观,遵循规律,但也要拥抱不确定性

华南理工大学袁奇峰教授结合三十年来的不断思考,和大家探讨了城市规划发展规律的问题。认为我们的规划总是想遵循城乡发展的规律,按照所谓的现代化和所期望的结果,把“规律”应用在城市、人和空间、建筑上,却经历过“计划经济”这类失败。袁奇峰指出,信息不对称是失败的主要原因。规划体系在无数次实践中摸索,在不确定中,选择才发展至今天的局面。城市和规划都是人为事物,这就要求规划参与者树立良好规划价值观,让科学能解决的问题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交给民主。在规划过程中去伪存真,遵循规律,但要拥抱不确定性。

彭震伟(学会常务理事、小城镇规划学委会主任委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彭震伟:将规律本质落实到规划的空间层面

同济大学彭震伟教授通过对规律本质的思考,提出最重要的是对规划作用的理性认识。规划学科包罗万象,涉及知识浩如烟海,各类学科交叉,理论外延,但都必须回归到城乡规划学科本身。学科有不同规律,落实到规律本身,落实到要素配置,落实到空间层面,才是最根本的。这也同时涉及到对城市规划事权的合理使用。对规划作用的任何错误理解或是夸大,都会使规划结果缺乏理性。

武廷海(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武廷海:城市规划的批判精神与社会主义思考

清华大学武延海教授认为当前城市规划的定位是“战略引领”和“刚性控制”.能否做到战略引领也事关城市规划的空间落实。同时他还认为,城市规划是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也需要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人来做。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思考中国城市规划规律,武延海认为社会主义城镇化就是怎么满足每一个个体、群体、总体的空间需求,空间共享。他还对社会主义公共空间的特色、对公共空间赋予社会的含义进行了阐述,同时呼吁规划师对此进行深入的思考。

杨俊宴(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杨俊宴:非理性规划的产生与理性规划门槛

东南大学杨俊宴教授深入具体地阐述了理性规划如何被破坏以及非理性规划如何产生,同时还提出了理性规划的三重门槛。杨俊宴认为,非理性规划产生的原因有:一,信息不全,以小见大,以偏概全;二,逻辑不清,没有说服力,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规划师有道无理,才会产生大量非理性规划。同时提出理性规划的三重门槛:第一是全信息的决策基础;第二是规划设计的价值判断;第三是通过决策判断以后形成规划编制和实施理念,构建良好的理性平台。

郑德高 学会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上海分院院长、教授级高工

郑德高:理性规划中需要融入非理性因素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郑德高院长认为,规划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要素互有关联,不必划清界限。规划产生的原因即在于世界存在非理性特性,需要我们采用规划,使其变得理性。同时他还指出,规划理性随着时代发展,也在不断转变。要对未来的社会及空间形态进行合理预测,甚至从某种程度上非理性思维要多一点,才能够解决我们的理性问题。理性规划越往后发展应该是融入更多的非理性因素。而它内在的因素,需要我们长时间的探寻。

邹 兵(学会理事、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邹兵:城市规划的“工具理性”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邹兵总工程师阐述了城市规划作为一种工具时,技术工作者和政治决策者的关系。城市更新作为一个工具方法时带来的价值上的问题,是技术领域无法解决的。规划的理性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价值理性,即在任何一个城市发展决策当中,要遵循什么样的价值观;第二个是目的确定以后,用什么样合乎人心的方法支持和实现。

王世福(学会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王世福:理性有限,最低的理性是克服偏差

华南理工大学的王世福教授认为,理性是有限的,当前中国城市复杂状况下,可以考虑少许创造性的混沌。当前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不是合理规划的结果,相反,规划干预了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王世福同时指出,总规改革后,规划需从向权利讲真理,转变为令权利讲道理,意义重大。我们的规划委托方是政府而不是直接的人民,这更需要我们修正规划过程中的理性偏差。

党安荣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党安荣:理性规划的时代属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党安荣教授认为规划理性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以及可度量性的属性。而现阶段,规划的理性在于新技术与新数据的应用,继而辅助我们理解并揭示城市规律,以提高城乡规划的理性程度。

蔡震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院长

蔡震:应多角度思考规划的理性与感性

深圳市城市空间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蔡震院长认为规划设计本身即是感性与理性的双重耦合的内容,因此在从理性逻辑角度考虑规划的价值、空间、管控与产品的同时,不可忽略规划多角度的感性判断。


段 进(学会常务理事,住建部全国高等学校城乡规划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段进:科学化与制度化是理性规划的前提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段进教授认为讨论理性规划的重要性在于理性首先是区别建筑与规划的重要特征,其次是现阶段规划强调的理性不足。因而需要从科学化、制度化开始加强规划理性,通过行业规范化,建立共同对话平台,创造共同的约束条件,理性化地建立规划标准。

王富海(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规划师、教授级高工)

王富海:规划的理性有相对性、主体性、时代性的特点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富海认为规划的理性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起步阶段,亟需强调城市的包容性。并且理性是相对的,理性有主体性,理性一定有时代性。规划的最大理性是把握城市现今发展阶段特征,从大理性入手,把握一些大方面。

张泉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张泉:城市规划行业的三个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张泉提出现今规划行业值得思考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在规划中的比重如何确定;第二是公众参与与科学道理对规划结果的决定程度如何确定;第三是城市规划学科和城市规划科学等,不同于城市规划工作,需要准确定义。

冷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

冷红:规划非理性现象的四个原因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冷红副院长认为,规划非理性现象的造成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规划过程过急过快,导致对规律或问题尚未形成认真清晰的认识;第二,执行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影响了规划师的理性思维方式;第三,规划师自身素质不同导致对问题的认识不一;第四,大量的问题不能完全把握。同时她也提出理性是具有历史属性的,许多过去认为理性的规划以现在眼光审视则是非理性的。

袁媛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和规划学院教授

袁媛:理性规划包括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和规划学院袁媛教授认为城市作为复杂统一的整体,是一个巨系统,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依然有规律可循。同时,对城市的理性规划不仅包括工具理性,也包括交往理性,这对规划教育和职业规划师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另外,不同时代的规划师面临的问题不同,现阶段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的转型是基于交往理性发展出来,并且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有时代发展的脉络。

吴唯佳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吴唯佳:规划需要理性也需要妥协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吴唯佳教授认为城市本身非常复杂,规划师团体是跨学科的团体。规划需要理性认识,但规划时常会互相矛盾,包括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个人和集体之间、社会和市场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些矛盾,是规划面临的挑战。从国家、城市层面来说,单角度的理性的规划是做不到的,需要各方面的妥协,需要科学、合理和理性之间的互相融合才能更好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咨询。

凌嘉勤 香港规划师学会原会长,香港大学名誉教授

凌嘉勤:理性是相对的

香港大学名誉校长凌嘉勤认为规划本质应该是理性的,规划工作的本质是统筹改变,但规划也不能完全理性。理性是相对的,在具体工作中感性也必不可少。并且明确服务的对象是人,规划才能做得更好。

麦凯蔷 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

麦凯蔷:用混沌的规划避免过分的理性

香港规划师学会麦凯蔷会长指出现阶段规划的问题在于过分的理性,受制于标准化的规条。她在此基础上提出混沌的规划,认为需要有混沌的时间让规划师有空闲去思考现阶段规划工作是不是太过规范、太过理性。

俞滨洋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

俞滨洋:理性规划实施需要关注官产学研共识和绿色生产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俞滨洋主任结合其32年的工作经历认为规划始终是理性的,是国民经济继续的具体化和商业化。理性规划的实施需要关注两个问题,第一是官产学研能否形成共识;第二是能否尊重自然,注重绿色生产问题。

赵万民(学会副理事长、山地城乡规划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赵万民:理性和感性规划的结合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赵万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值得大家探讨:一是当下为什么要推崇理性?是否适合?二是数据和信息时代,理性是不是感性的更高级形式?另外,赵万民教授认为当下新时代除了理性的规划,也需要感性的规划,因为城市是有生命力的集体,有自己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性并不能完全解释。

刘奇志(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教授级高工)

刘奇志:理性和感性的对应关系

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刘奇志副局长认为理性和感性是对应的,但是无论是理性还是感性,规划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城市更好。借鉴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提出规划需要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从系统角度解决局部问题,最终实现规划的以人为本。

最后,论坛主持人孙施文教授作了补充,他认为规划中的理性和感性是需要结合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并立足于公众理论。在城市规划行程中,每个主体都遵循着从自身角度出发的理性,但从总体的层面上观察便缺乏理性。因此,如何实现整体层面的理性是城市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次自由论坛各位专家学者发表观点活跃,围绕主要议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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