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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世界城市日论坛(二)

2015-11-06 11:18 来源:上海2040高峰论坛

编者按:

结合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上海2040高峰论坛—“世界城市日”第二场论坛,11月1日上午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举行。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比利时等专家出席并做主题发言。与会嘉宾就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空间发展战略进行研讨,为上海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充满风险的社会,巨型城市以及亚洲主动权

李昌炫 韩国首尔国民大学教授

全球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且不同地区城市化发展进程各异。从城市化发展程度来看,全球城市化指数由1900年的13%发展到2010年的55%;从城市化增长速度来看,亚洲和非洲地区明显快于欧洲和美洲地区。

亚洲巨型城市所面临的共同城市风险主要包括3个方面:自然风险、城市风险和社会风险。调查表明,东京、首尔和北京的居民都认为现在城市所面临的城市风险要高于10年前,而且,未来的城市风险将会更大。以首尔为例,随着城市不断扩张,风险加剧,包括台风和地震(自然风险),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风险),更高的自杀率、更低的出生率、贫困老人以及经济公平性(社会风险)。

最后,李昌炫教授认为应不断提升亚洲城市研究的主动权,上海应建设成为更加安全的城市,在应对城市风险问题上,不断加强首尔和上海城市间的合作交流,共同研究适用于亚洲巨型城市发展的模式。

应对城市发展的挑战—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张庭伟 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终身教授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城市规划的基本功能是应对不确定性,城市的弹性(韧性)作为新的规划理论及方法,可以通过3方面衡量--经济,环境,社会,即通过多元经济结构及新的发展目标应对外部经济动荡;通过让城市空间及城市基础设施留有余地应对外部自然灾害;通过让社区有归属感,有自我振兴、自我救助的能力应对社会变化。

城市弹性的3个阶段:承受—调整—再造。第一阶段,在外部出现某些变化时,由于现有的城市系统本身已经留有余量,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变化,自我消化,而不必立即作全系统调整。 第二阶段,外部变化加大,但是城市系统能够进行一定的自我调整,适应变化。第三阶段,变化更大,旧系统失效,但是城市有再造新系统的能力,可以在新的外部条件下继续发展。

弹性城市的7个原则。(1)多元化: 促进并保持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土地使用及生物系统的多元化。经济上“四轮驱动”的模式。(2)模块化: 为了减少、吸收不确定的危机带来的影响,城市经济应该分成若干模块,每个模块都可以相对独立地运行、调整而不影响其他模块的运作。城市基础设施应该由相对独立的系统组成,减少互相影响(电-水-煤气)。(3)社会资本:在不同情况下的活力。(4)创新: 强调学习、实验那些适于地方特点的发展规则,把握内在的动态变化。(5)复合性: 土地开发上,允许不同机构对土地具有复合的开发权,使得土地开发、城市建设可以有多种可能性,不会因为某个部门的衰退而停止。(6)信息反馈系统: 建立良好的信息交流网络,包括有良好的反馈系统,能够提供早期预警,能够及时地自我调节,修正错误。可以发挥大数据的作用。(7)提供对生态系统的服务: 为地方生态系统的管理及评价提供资金资助,从源头处理生态问题,在问题发生的上游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方法。

根据弹性城市理论,中国城市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后发优势,应该更多关注“后发劣势”,即力求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人才积累、制度建设、体制完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上海的经济结构应该保持有重点的多元化,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的正反两面经验。

回归战略性与政策性——总体规划的批判视角

石楠 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副主席、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总体规划需要战略性。我国总规缺乏战略性引导:过多的技术细节淹没了规划的战略属性; 过多的技术理想无法适应政治决策需求;结构性空间的总体控制能力显著下降 :开发区泛滥,总体规模失控 战略性生态空间不断被蚕食 ,区域性基础设施的游离与牵引 ,一区多园模式盛行,碎片化的“城中之城” ,房地产导向的改造更新,新大院、门禁社区等。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1)政府行政力量不甘心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专业上不切实际的空间理想;政治上的英雄主义; (2)总规承载了过多的责任和期望。

总体规划应体现政策性。总规作为政策性规划的核心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其中,央地关系始终是总规问题上的痛,应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自职责 。规划本质上属于地方事务,关键是总规中应明确国家/区域利益,并加以强制规定,辅以国家政策(如国家城镇化规划)指导和监督(人大、社会、民众、舆论)。

石楠秘书长认为总体规划应实现“两个转变,一个调整”。总体目标的转变:促增长vs保公平+继续促增长。总体定位的转变:改变技术工具、抓手的身份,走向利益协调平台,强化底线意识。 技术内涵的调整:强化“结构性”预测与导向;在“权力清单”范畴内,强化“负面清单”意识下的“底线控制规划”,给市场更多空间。必须保底线的内容包括:公共空间、公共设施、公共住宅、和公共安全。

世界经济格局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关联分析

唐子来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

世界城市vs全球城市。世界城市作为全球资本的“支点”(basing points for global capital),在企业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既是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机构的集聚地,也是全球交通和通讯枢纽,因而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支配地位(command and control posts)。全球城市作为全球资本服务中心,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关联网络(interlocking network)界定了全球城市网络,企业是全球城市网络的作用者(agents)。

中心城市vs门户城市。无论在全球资本控制还是全球资本服务的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的外向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城市(Central City)”属性;城市的内向度越高,更为显示其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门户城市(Gateway City)”属性。

上海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当前坐标。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在基于综合竞争力(经济影响力、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政治影响力等)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12-43位,上海的经济影响力高于其他影响力;在基于企业总部区位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12-17位;在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城市排名中,上海处于第6位,上海的网络关联度高于总部集聚度。因此,上海的当前坐标是:作为跨国公司分支机构集聚地,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长三角区域作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发挥向外连结全球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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