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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双城”的60年之争

2015-01-08 17:48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董兴生

“如果将行政中心等城市功能集中在古城区内发展,不但会损毁文化遗产,还将导致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居住,又不得不返回市区就业的紧张状况。”由建筑大师梁思成与陈占祥为首都北京设计的“双城方案”,在当时是否适合采纳至今仍存争议。但对于每一个或许符合或许超越时代的方案、建议,我们该用何种态度对待,也许比回忆和争议更有意义。

北京之迁

关于北京外迁居民的故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

阜成门拆除后,970多户老北京人迁居到北京古城西郊外的甘家口。这是北京古城之外的第一个外迁移民点,而在整个北京古城外,还有15个这样的外迁居民安置点。

2013年,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杜怿超找到了生活在北京城外的300个燕郊居住者,拍摄纪录片《不是北京的北京》。

理查德·李瑞卡是其中一个。他从非洲加纳不远万里而来,在北京当幼儿园老师。当杜怿超找到李瑞卡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每天四点多起床,五点不到去赶车,傍晚五六点钟下班,回家要晚上十点以后的外国打工者。每天早上从家到单位,李瑞卡手机定位的距离是60.03公里。

望京、通州、杨柳青、燕郊等几个人口百万以上的大型居住区,已将15个迁居点取而代之,通向北京的公路上有了城轨,但人们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古城。

人们不会想到,60多年后,人们的生活轨迹竟然跟当年梁思成说的如此相似。

规划之争

1949年,新中国政府计划对北京西郊新城区加以利用,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做准备。1950年2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旅英规划学家陈占祥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梁陈方案”。方案主张将中央行政中心移出北京古城,将北京变为“双城”,把钓鱼台、八一湖等变成新的绿地和公园,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空间。

与中国专家并行研究的还有苏联专家。1949年9月16日,17名苏联市政专家到达北平。专家巴兰尼克夫强调北京作为首都,“应不仅是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而当时北京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4%,是个消费城市,所以北京必须进行“布尔什维克”一样的工业建设。

对于占地仅有几十平方公里的北京古城,苏联专家规划了今天可供人民游行检阅的天安门广场,沿长安街的行政机构,并给出了更加具体的提议:第一批建筑为五层,第二、三批为四层,“外表要整齐,房屋正面可用有民族性的中国式样的建筑”。

对此,陈占祥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说一个城市最怕拥挤,不能什么东西都放进去。“北京当时的地方太大了,可以来个大北京规划,干吗非要挤到城墙里面不可呢?”

人生之变

“梁陈方案”在建国之初被指责为劳民伤财,有专家评论说:“方案不但经济上力不从心,政治上亦将丧失民心。”

苏联专家提出的旧城改造方案最终获胜,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的一份报告中透露,北京要付出的代价是“每年拆一百万平方公尺左右旧房”,“故宫着手改建”,“城墙、坛墙一律拆掉”,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

周恩来阻止了对故宫的拆除,“保留一点封建的东西给后人看也好。”而150亿元的旧城改造成本相当于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周恩来坦言,代价太高。

“梁陈方案”被否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人的命运。梁思成和林徽因继续为保护北京古城、牌楼、北海团城等多方奔走,甚至与吴晗等人论战。文献记载,自1950年秋至1952年春天,梁思成被各种运动席卷,后来基本上被排挤出北京城市规划的制定工作。

陈占祥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以后长达22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理念之持

1950年底,青年建筑师吴良镛从美国归来,虽然力挺“梁陈方案”,但他回来时这个方案已经被放弃。

在1951年的清华校庆上,也就是“梁陈方案”被否定一年后,一个可以拥有天安门广场,同时不改变城市既有格局的改良型“梁陈方案”曾公开展览。这是吴良镛师承梁思成后的一个想法:找一个过渡、两全的方案。

“我当时的设想是,天安门已经是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都在那儿办了,所以,周边的‘六部’、人民大会堂还可以盖一点,作为新中国的象征,然后以西郊为主再建行政中心。”吴良镛说。

那次,北京市副市长薛子正来看过,表示欣赏,并希望再继续做下去。

等到1999年的国际建协会议,吴良镛再次提出修改后的“梁陈方案”,这一次的规划名叫“大北京”。

时隔近50年后,即使北京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不堪等问题已初露端倪,当时北京城建部门依然没有同意这个规划。

“我请教时任建设部长俞正声,他很赞成,而且建议我改名叫‘京津冀’。”吴良镛对媒体表示。

2001年,当“京津冀”城乡发展的课题主持人定为吴良镛时,许多同行唏嘘历史竟然如此巧合。

在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研究所副所长、吴良镛的学生吴唯佳看来,“城市越大,技术和投资只会越来越大,但效果可能越来越差。比如早期投一块钱,就能解决大问题,现在得投十块钱,但影响却越来越小,外部效益越来越低。因此只能通过区域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当吴唯佳与老师吴良镛开始京津冀一体化研究时,他感到“梁陈方案”已成为某种坚持科学的精神象征。

“我觉得‘梁陈方案’的核心不是它实行了还是没有实行,今天对其进行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对现实仍是有意义的。”吴良镛有一次对媒体说。

真理之验

关于“梁陈方案”的争论,在60多年后仍然没有停止。

“‘梁陈方案’是一个规划的概念草图,不是一个完备的规划图。它的功能非常单一,全是办公楼,没有商业、没有文化,只有一点宿舍和一个文化礼堂,而且建筑形式用的是四合院,占地很庞大。我认为,方案确实不具备采纳可行性。即使当年实施了这个方案,北京城后来遇到的政治运动、城市规划的失控、地产商摆脱城市规划等问题,也是方案没办法管的,所以北京该乱还是要乱。”今年年初,建筑师朱涛曾表示。 

但“梁陈方案”之争给我们的启示也许不仅仅是它该实行还是不实行。历史从来没有那么简单。

“文革结束后,一些政治问题得到了平反,但那个时候的当务之急是批判‘四人帮’,对一些专业学术问题顾及不到,还有待逐步展开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

石仲泉也希望通过讨论,让更多建议和方案,通过公开透明,被全社会了解和扬弃。

如今,京津冀一体化方案正逐渐揭开面纱,历史终究会有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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