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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早期回忆——段进院士访谈

2021-12-15 14:00 来源:城市规划

编者按

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发展源于本土需求,引于欧美学界,融汇建筑、规划、景观等多学科,已经成为中央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学科领域。回顾并记录中国现代城市设计发展的历程,不仅是学科发展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基础性工作,也能为当下中国城市设计的发展提供借鉴。为此,东南大学杨俊宴教授等历时四年,访谈了八位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典型亲历者——清华大学朱自煊教授,东南大学齐康院士、王建国院士、段进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郭恩章教授、金广君教授,同济大学郑正教授、卢济威教授。他们的忆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全面回溯了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缘起、发展与演变脉络,是一部鲜活的中国城市设计口述史。

【作者简介】

杨俊宴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高层建筑与人居环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方圆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秦诗文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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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杨俊宴:我们注意到段老师曾经是一名建筑师,有不少有意思的建筑作品,比如您主持与主要参加设计的珍珠泉假日宾馆、江苏省人民银行大楼等。后来,您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镇空间发展研究,进而演变为您的城市空间发展论。请问您研究方向转变的起因是什么?当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段进:本科我学的是建筑学,并非常喜爱这个专业,设计成绩也很好。1982年在天津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仍然选择了建筑设计与理论方向,师从彭一刚院士。读研期间,彭老师正在写《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1],因此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自然村镇景观”,主要是研究未经规划而自然逐步形成的村镇布局结构和整体风貌。当时还没有大数据等技术,需要进行田野调查。写作期间,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通过对我国自然村镇景观的实地调查的亲身感受、拍照、收集资料、访谈、记录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我国各具特色的村镇景观和形式也有了深刻认知和特殊兴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了对建筑群体形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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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自然型城镇空间与景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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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传统自然型城镇空间与景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

1985年,我硕士毕业后来到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工作,两年后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齐康院士。齐老师强调建筑师的眼光不应仅局限在建筑单体本身,而应站在城市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建筑设计问题,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不研究城市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完整的建筑师”。因此,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对城镇整体宏观研究的兴趣。

关于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镇空间发展研究,进而演变为城市空间发展理论,主要是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得到了齐老师、还有比利时联合培养导师鲁汶大学的汉·屋修(H·Verschure)教授以及副导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沈道齐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使我对国际上的理论发展、城市化研究、区域问题研究、城市形态研究和城市规划与设计有了较全面和系统的认知,实现了跨学科的纵向、横向连贯的学习。我从建筑的视角转向城市,对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就这样一步步走向深入,逐步形成了城市空间发展理论。非常感谢天津大学和东南大学建筑教育优良传统的熏陶,也离不开多位名师的指点和帮助。

杨俊宴:1992年,您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开始从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可否谈谈重点推进了哪方面的工作?有哪些成果以及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

段进:攻读博士期间,齐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实践的第一线,最好能蹲点,长期研究一个案例。我参加了国家科委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的国家“星火计划”,在无锡市杨市镇蹲点。在长达近两年的现场工作中,我认识到了规划条块分割现象对国家造成的巨大浪费。在齐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组织了11个专业,那时候就率先开展社会经济空间“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探索试点。该研究出版了专著《江南水乡一个点:乡镇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获得了1990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的前身)的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博士毕业后,我又参加了费孝通先生“苏南模式”的调查研究,以及作为课题秘书参加了清华吴良镛院士、东南齐康院士和同济陶松龄院长联合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这些研究促使我对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进行反思,结合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1994年在《城市规划》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镇空间发展研究”一文[3]。又经过5年时间的整体完善,出版了空间发展领域的首部专著《城市空间发展论》[4],建构了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框架,推进了城市规划基础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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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宁地区引力模式的断裂点分析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报告

后续的研究都是以空间发展与规划设计理论为方向,持续、深入进行中国典型案例的空间解析与实证研究[5-7],也运用了拓扑分析、空间句法等对空间的发展规律进行了探索[8-9],出版了系列专著20余部。

要说面临什么困难,总体上而言,在中国研究基础理论,尤其是研究原创理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很少能让大家共同针对一个课题,共同探索、验证,从一个地区甚至于全国来对科学的假设进行验证和探究,科研机构也好,设计单位也好,都太关心眼前的效果和作用,要坚持一个原创理论的方向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存在许多难点。

杨俊宴:您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也亲眼见证了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起源与发展。能否请您结合自身的经历与理解,谈谈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起源,其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段进:我和我的博士生刘晋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年多时间里,我们几乎核对了所有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资料,于2018年出版了专著《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10],将城市设计发展分为7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之前早期西方设计思想的渗入。1840年代开始,西方势力从各领域渗入中国,城市设计通过租界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输入中国。后来,民国政府广泛开展都市计划,为留学归国的建筑师、市政学专家和部分国外建筑师提供了现代城市设计的实践机会。

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苏联模式的“城市规划设计”随着苏联的全方位支援进入中国,形成了当时的“一条龙”模式,就是国家计划、城市计划、规划、设计、建造等一体化,满足当时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

第三阶段,195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1958年在青岛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之后,城市设计工作被取消。城市设计思想和行为表现为“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

第四阶段,1970年代至1980年代引介西方现代城市设计并借鉴应用。同时,苏联模式也并未消失,一直呈现出“苏联模式”与“欧美模式”共存的“双模式”状态。为适应当时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需求,出现了以城市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影响深远的城市设计实践,部分高校也已开展城市设计教育。

第五阶段,1990年代城市设计本土化实践、理论与方法的兴起。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的不断成熟和土地制度变革,面向中国本土的理论和方法探索逐渐丰富起来,城市设计从一般对形体的设计,发展成为对各种要素的综合设计,从技术上寻求解决问题的综合方案。

第六阶段,2000年代繁荣的实践与制度化、系统化建构。中国城市设计成为国内外城市规划行业广泛关注的热点,实践活动的增多带来了多种理论和方法的互融和重构。这时期城市设计控制成为主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城市设计制度化建设。

第七阶段,201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设计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与生态文明、信息化时代同步、与国际同步。从其制度地位来说,现阶段的城市设计受重视程度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在技术方法上,它与多学科的关系,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渠道,从单一的城市建设逻辑转向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的城市环境建构。

杨俊宴:您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苏州古城9号街坊,当时在全国影响力巨大。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项目不仅是古城保护规划的代表,它还强调在一般性规划控制方式之上发挥城市设计的特殊作用。能否请您谈一谈这个项目的创作过程?以及同时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特征及演化的趋势?

段进:20世纪末,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已经成为重要的城市规划管理手段,当时流行的技术成果是一图一表,一图是一张标出用地边界、性质等的控规用地图,一表是对应各地块标出用地功能、容积率、绿地率等的用地表。很显然,这种粗放的方式无法满足苏州古城精细化管理的要求。针对苏州古城54个街坊的保护,当时苏州市规划局长邱晓强邀请了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苏州城建学院等共同攻关,研究探索古城控规的技术方法。我带领东南大学团队进行9号街坊的试点[11]。9号街坊位于苏州古城西北角,紧临北寺塔,是苏州传统古街坊、水乡风韵的典型代表。

首先,我们运用城市设计方法,进行物质空间形态的评价。重点放在古城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方面,力图使控制性详细规划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基础之上。我们对每栋建构筑物进行调查,一对一拍照,速写,记录,就建筑年代、建筑风貌、重要空间界面和节点等着重进行了评定。在国内首次提出建筑风貌按4类进行评定,一类建筑风貌为文物保护单位、控保建筑及保护、保存较好的传统建筑和近代建筑;二类建筑风貌为一般传统民居和采用传统建筑形式、材料的建筑和较好体现苏州风貌的建筑;三类建筑风貌为尚能和传统风貌相协调的建筑;四类建筑风貌为与风貌不协调的障碍建筑和棚户简屋。由此,为规划设计打下了基础。

接着,发挥城市设计的作用,保护和强化古街坊格局与形态。只有在城市设计研究基础上,才能保护浓郁的古城水乡传统风貌,并同时提高街坊的空间质量。在9号街坊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运用城市设计方法,在街坊的道路交通与绿化中,注意保护苏州路河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在尊重现状的同时,经过适当拓宽和打通古街坊内的主要干道,满足消防和交通需求。在古城街坊改造中尽量保持小街小巷的原有格局和形态,保护原有的空间尺度和传统风貌,保持幽静的环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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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古城9号古街坊格局与形态控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第三,分类型、分片区保护与更新改造。首先对文物建筑周围的环境进行保护,重点对街坊整体的传统风貌、空间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保护,而且紧密与古街坊的用地功能、交通系统等结合,形成整体的保护与发展系统,制定了传统风貌保护系统规划。如对街坊内主要河道、体现苏州传统风貌的几处街巷、一些历史地段以及一些好的空间界面,根据具体情况按传统风貌区保护要求将其划分为风貌保护区、风貌改善区和风貌协调区等3类进行保护和整治。

最后,细分控制地块,扩展控制内容,满足古街坊的特殊需求。在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首次将城市设计内容提炼转化为城市设计导则,从建筑单体和建筑群体两个层面对古街坊内的建筑与环境提出综合设计的要求,从而扩展了控规的城市设计内容。如对9号街坊好的空间界面(如街巷、河道和开放空间)和重要的节点(如古树、古桥、古井、牌坊等)提出控制与引导。对街坊内部河道规定蓝线位置,并对沿河两侧用地和建筑提出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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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筑风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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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风貌保护系统

▲ 苏州古城9号街坊试点研究之现状评价与保护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苏州古城9号街坊项目不仅被评为全国优秀工程,获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和全国工程勘察设计银奖,而且在技术上也实现了重要创新,首次将城市设计融入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导则的方式管控古城建设,既实现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精细化,更加强了设计的落地性。这个项目在全国起到了引领作用,后来,北京等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古城保护规划设计也都学习运用了这个技术方法。

杨俊宴: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尤其2010年左右,掀起了一阵城市基础建设热潮,出现了很多以大型公共设施建设为导向的新城开发,比如您主导的青奥城,以及南京南站的规划设计。不管是青奥城的三层地下立交系统,还是南京南站垂直换乘理念下的立体开发模式,在当时都让人耳目一新,但同时也面临了较大的挑战与困难,可否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段进:那我先来谈谈青奥城项目。南京在取得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后,青奥村地区被确定为大会的主会场和新闻发布中心,青奥广场、青奥中心、青奥公园等区块作为其中最重要部分,既是大量活动和人流集聚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同时也是重要的快速交通通道转换节点。因此,如何解决由于公共活动和交通组织需求在空间上的重叠所产生的矛盾,就成为了规划中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我们提出基于过江通道的上部形成一条青奥轴线,形成步行空间,将人流引向江边,使江岸的空间可以与轴线的休闲空间联系起来。但此时就遇到一个核心难题:轴线与长江交叉的位置,按照原定的规划是预留给地面立交的。从开放空间角度来看,这个立交隔断了我们的轴线设想,而从功能角度,在这个位置架设交通枢纽势必会影响后期举办公共活动的环境。基于上述的考量,我们抛开之前的方案,开始思考能否创造性地将地面立交下沉到地下,使得轴线自然地延伸到江边。这样的设想十分大胆,当时在国内还未有项目做过此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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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奥轴线交通枢纽一体化设计之活动组织与交通功能的矛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设计建设这个地下立交系统的难点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无规范可循。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们请到了地下交通领域的院士与专家,大家在看过我们的方案之后,也觉得很好,从设计上来说是可行的,但在当时,国内尚无此类先例,无法从规范上给这个方案下一个定论。后来我们又研究规范,研究整个建设的状况,反复确认之后,还是决心要做地下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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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奥轴线交通枢纽一体化设计之空间使用和交通一体化的模式转变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其次是建设环境复杂。当时周边的保利大剧院等高层建筑已经打桩,而我们规划的地下立交会经过这两栋主要建筑之间,施工时需要开挖,将地下打开,再把交通系统沉进去。为了确保青奥会按计划顺利召开,哪一方都不愿意将进度停下来,如果我们开挖就势必影响建筑建造进度,而且施工的难度和风险也会大大增加。但我们始终认为,城市整体发展战略是更重要的,如果有技术问题,那就联合攻关,把问题给解决掉。经过努力,我们最终的方案不仅解决了施工问题,还将地下空间全部利用了起来,额外增加了近1000多个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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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奥轴线交通枢纽一体化设计之总平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最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已经做好控规的前提下,实现合理的地下交通组织方式。将立交下沉地下后,它和原先常规的地面交通组织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在已经做好控规的前提下,需要新增11个出入口,新的交通组织问题很困难。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在地下交通枢纽上实现了和原先地面三层立交相同的效果,同时内部标注清晰,非常的方便。现在使用的效果证明,这个设计很成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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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青奥轴线交通枢纽一体化设计之鸟瞰效果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2]

关于南京南站的设计与规划,我们在思路、内容与方法等方面都做了一定的探索。当时全国都在进行高铁站的建设,一般来说,在高铁站建设的同时,也会围绕这个地方形成一个重要的高铁新城,同时会将市内外的交通,比如长途客运站等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之前我们派博士生在国外进行了一年多的关于高铁站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我们发现“零换乘”这个概念对于高铁车站是很重要的。实现零换乘,可以让乘客在下车之后不用走很远就换车,最为高效合理。

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概念,但真正做到零换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用地归属。一般来说高铁站的用地归铁路部门管理,出了用地之后才归所在城市管理。当我们提出零换乘方案的时候,就被劝说尽快放弃这个想法,因为双方都希望有明确的责任界限,希望互不干扰。但对于号称亚洲最大高铁站的南京南站而言,出站再换乘就意味着要步行非常远的距离,这十分不合理。因此我们坚持要在高铁站实施零换乘,实现两个目标:

第一,城市里的人可以快速进入车站。将南京南站的入站道路全都设置为快速系统,而非传统的主次干路入站方式。通过4个立交将城市道路与快速路相连接,再连接至高铁站入口,避免了红绿灯、交通拥堵对于入站通行的阻碍,保障了入站速度与安全。

第二,车站里的人可以快速进入城市。原本高铁站是设计成为一个高台站,就是垫土建站。高台站一方面阻挡了南北方向的车流、人流通行,又因为其位于南部新城中间,使得南部新城被一隔两断。另一方面,高铁站下面无法实现同站换乘,只能出站换乘。我们与铁路部门协商,建议将高台车站转变为高架车站,将车站下面的空间以及地下的空间还给城市,优势是第一可以串联南北交通;第二可以将城市公共交通汇集于车站之下(地面层),实现零换乘;第三可以实现地下空间的整体开发,提升空间资源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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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南站规划设计模型鸟瞰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3]

现在,这些观念已被广泛接受了,成为了常见的高铁站设计手段,但在当时是十分大胆地探索,无论是从铁路部门的用地管理角度,还是从已经打完桩的施工进程角度,都难以实现。在南京市政府和江苏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半年内和铁路部门进行了多次谈判,也完成了技术攻关,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南京南站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3]。目前我们正在南京北站等地的规划设计中进一步深化我们的设计理念与探索。

杨俊宴:您很早就强调城市设计的出发点应当是问题导向,城市设计应当注重落地性与可实施性,并发表过多篇文章阐述论证,这是否是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工作中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另外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

段进:城市设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这个观点是我很早就提出来的,但同时我也不反对以目标为导向的城市设计。前者是补救型的,是指城市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通过城市设计去补救;后者是展望型的,是指设想未来城市的发展愿景,我们思考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再通过城市设计为发展做好准备。

我认为这两者实际上不矛盾。更为关键的是,城市设计应该是落地的,而不应只停留在理念层面。以往很多的城市设计方案只是在讲一些道理、原理,通过城市分析,我们仅能指出城市的问题所在,而不能解决问题。打个比方,规划设计师说这片区域需要有城市活力,空间布局不应该如此,但事实是城市已经建成,不可能推倒重建。所以,我们要么补救、解决已有的城市问题,要么展望未来,为城市发展做建设。一切方案都应落地,以解决问题、满足需求为主。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要重视城市设计。之前我们总是只讲规划,但我认为规划与设计不能完全分开。没有城市设计,规划的落地性或是规划的品质从何而来呢?要注重设计理念,重视设计在规划中的重要作用,最起码应该是二者并举,不宜偏颇。

杨俊宴: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许多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风貌无序等问题。段老师提出的空间基因理论是中国重要的城市设计成果,也在您主持的雄安新区与北京长安街的城市设计项目群内集中体现,可以称之为“中国智慧”的城市设计。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来看,未来中国城市设计将如何发展?

段进: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唯有我们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传承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战略目标。城市,作为文化呈现和传递的重要物质载体,在文明传承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回顾、审视我国近40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历程,虽然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贪大、媚洋、求怪”“特色缺失”“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样突出。那么,如何通过规划设计手段实现中华文明的传承,以及实现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共赢,是城乡规划学科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团队始终坚持研究和实践的方向。

近百余年,形态类型学一直是研究城市与建筑形态的主流方法之一。它以空间为研究核心,运用建筑学、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探究空间形态的构成规律,所形成的普遍性法则对建筑设计、城市空间模式起到了较强的指导作用[14]。但它在认知层面存在将空间视为封闭系统的趋向,仅把自然环境和人文活动视为空间系统的外因,对“空间—自然—人文”系统的内生互动过程认识不足。同时,其描述性、解释性的范式在理论层面决定了它难以形成一种发展的观念,所以也难以面对未来城市发展中出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问题。

我在1999年《城市空间发展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空间—自然—人文”的互动原理,认为城市空间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认了空间能动性的客观存在,形成了空间互动论,由此建构了城市空间发展理论新体系。在此理论基础上,我们研究团队针对中国各地近百个城市进行了长达30年的持续性研究,最终发现与实证了城市空间发展中的“空间基因”现象[15]。空间基因指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互动与发展中,形成的一些独特、相对稳定的空间组合模式,它既是长期互动契合的产物,承载着各地域特有的信息,形成城市特色的标识,又起着维护三者和谐关系的作用。提出“基因”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认为空间特色的传承可以类比于生物基因的传承,例如,城市空间基因可通过轴线、滨水空间等特定组合方式影响着城市的形态演化与发展。

形态类型研究与空间基因研究在价值取向和技术应用上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以结构主义视角看待城市,意在通过案例比较、归纳形成普适性的空间模式;后者则强调特定城市的“空间—自然—人文”内生互动过程以及在地性空间组织规律。普适性空间模式的推广容易忽视差异性。空间基因研究将规划设计置于自然、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多因素互动发展的整体视角,遵循在地性空间组织规律,为解决城市文脉断裂、自然环境破坏等问题提供了有效路径。

雄安新区项目,就是空间基因理论与技术的重大工程应用。雄安新区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也是“十三五”国家发展重大战略,中央提出了“坚持中西合璧、以中为主、古今交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留中华文化基因,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规划建设要求。由此,我们团队通过分析研究“天人合一”“以器显礼”“因天时就地利”“规范中有灵动”等具有中国智慧的营城思想,提取了“山川定位”“方正形制”“中轴对称”等具有时代传承价值的优秀中华空间基因,并与华北平原临淀地区的特有环境相结合,进一步挖掘了“高台组团低地环绕”的城水关系基因,为“一方城、两轴线、五组团……”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雄安新区空间整体框架提供了科学支撑[16]。

就未来城市设计的发展,我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设计应该和“规建管”相结合。也就是要与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紧密对接,不能仅是单一方面的结合。要做到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一条龙才能把城市搞好。

第二,加强城市设计对于提升城市品质作用的认识。其中就包括城市设计研究、城市设计管理和城市设计实施3个概念。伴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发展,城市设计研究的内容、方法、技术等很多方面都可以进一步提升,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城市空间发展规律,为未来发展做出预判。城市设计管理则应适合城市的综合管理体系,明确管理内容,不能把城市设计的所有研究和设计内容都作为管理内容。城市设计的底线是不要让城市朝坏的方向发展,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断定某个城市设计方案就一定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因此,要保持城市设计在面对问题时有一定的灵活性。在城市设计方案实施的过程中,应通过约束性规定使城市设计方案落地,比如图则、导则等;要关注城市设计方案的核心思路和关键内容,而不是方案本身的细节。城市是在一直发展变化的,城市设计也是一个慢慢实施的过程,无需死板对应每个细节,而是要保证实施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这才是城市设计的精髓。

(非常感谢段进院士接受笔者的采访!)

采访时间:2021年6月

杨俊宴、张方圆、秦诗文采访并整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彭一刚。 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2] 齐康。 江南水乡一个点:乡镇规划的理论与实践[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3] 段进。 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城镇空间发展研究[J]. 城市规划,1994,18(2):58-60.

[4] 段进。 城市空间发展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5] 段进,季松,王海宁。 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6] 段进。 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空间解析[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7] 段进,揭明浩。 世界文化遗产宏村古村落空间解析[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8] 段进。 空间句法与城市规划[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9] 段进,比尔·希列尔。 空间句法在中国[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5.

[10] 段进,刘晋华。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

[11] 段进,阳建强,徐春宁。 关于深化古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几点思考——以苏州古城9号街坊试点研究为例[J]. 城市规划,1999(7):57-59,63.

[12] 段进,陈晓东,钱艳。 城市设计引导下的空间使用与交通一体化设计——南京青奥轴线交通枢纽系统疏散的设计方法与创新[J]. 城市规划,2014,38(7):91-96.

[13] 季松,段进。 高铁枢纽地区的规划设计应对策略——以南京南站为例[J]. 规划师,2016,32(3):68-74.

[14] 段进,邱国潮。 国外城市形态学概论[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5] 段进,邵润青,兰文龙,等。 空间基因[J]. 城市规划,2019,43(2):14-21.

[16] 段进。 中国传统营城智慧的传承和发展——起步区布局建设解读[J]. 河北画报,2019(6):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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