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当成都平原的水稻即将收割完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市考古院”）的考古队员又开始准备着新津宝墩遗址的另一轮考古发掘。

在成都市区，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工作也在有序进行，正府街上半年刚刚发现明代郡王府遗址，琉璃场专供明代蜀王府的窑址也即将全面展露。

成都，国家首批入选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以2000多年来城址未变、城名未变，拥有大量历史文化街区为荣。见诸史料的记载，近年通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保护，变得更加鲜活。成都世界文化名城的建设，也因此抹上更加鲜亮的底色。

从史前城址群到金沙遗址揭开古蜀文明神秘面纱

成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没有市属专业文物考古单位。1973年成立的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有了配合基建考古的职能，1983年成立的成都市博物馆，第一次在市属机构中设立专门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的考古队，成都考古由此驰入快车道。

当1992年成都文物考古工作队以独立建制的形象出现时，实力大增，经省级推荐，国家文物局授予了这支队伍团体领队资质，成都绚丽多彩的古代文明在考古人的手铲下不断展现。

20多年来，成都考古人对古蜀文明的探索，随着时间的推进，交出一份靓丽成绩单——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一醒惊天下”的同时，在成都市区发现了十二桥商周蜀文化遗址，得以窥见成都城区地下3000年前的文化面貌。

2001年发掘的成都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之后另一颗古蜀文明的耀眼明珠。近20年来，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精品文物。已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箔、金面具，代表了古蜀先民巧夺天工的黄金加工技艺；来自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穿越4500年跨越数千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成都，彰显的是古蜀先民的开放与包容；层层叠叠的象牙、色彩斑斓的各类玉器，构建了一个神奇、充满想象力、独具特色的“老成都”。金沙遗址，由此成为中国迈入21世纪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被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和开放，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荣誉，都凝结着考古人辛勤的付出。

金沙遗址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令古蜀文明的脉络更加清晰。

2000年在成都市中心商业街发现的大型船棺遗址同样震惊考古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颜劲松时任发掘领队，他表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有开明十二世，晚期迁都于今成都老城一带，但却从未发现真正与王者相关的遗存，当规模宏大的船形葬具和包括漆床、漆案等众多文物出土时，印证了开明王朝的历史史实。”

近年来，与开明王朝相关的晚期蜀文明遗存也不断被发现——如蒲江飞虎村发现大量战国船棺，其中刻有“成都”字样的铜矛，这是迄今成都出土的最早“成都”文字。

1995年发现直到今天仍在发掘的新津宝墩古城遗址，所揭示的是成都平原距今4500年前后的文化和历史，这为追溯大禹时代“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禹兴西羌”的传说提供了重要路径，可以说4000多年以来，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深刻地融入中华文化的宏大体系。目前已经确认的新津宝墩古城面积达276万平方米，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规模仅次于良渚的第二大城址。已发现的同属于宝墩文化的大型城址还有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大邑高山古城、盐店古城、都江堰芒城等。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成都考古人把古蜀文明研究的视野放得更宽更广。近几年，在阿坝州和其他文物部门的协同下，先后在茂县、松潘、马尔康等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调查发现数十处遗址，其中营盘山遗址、哈休遗址等出土的彩陶带有明显的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特点。

古蜀文明的文化序列与体系，在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和学术研究中日趋丰满。颜劲松说，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基本可以证明：从甘青一路南下、经岷江河谷进入成都平原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沿长江溯流而上的长江中下游文化均对古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蜀文明正是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古蜀先民以博大的胸怀汲取不同区域文化智慧，才得以催生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

从老官山汉墓到东华门遗址发现历史上的壮丽成都

2000多年城址未变的成都，留下秦代张仪筑城、汉代“列备五都”、唐宋“扬一益二”的美好记载，文字营造的繁华和壮阔多彩，在市考古院的城市考古发掘中，变得真实而可以触摸——

李冰治水，天府之国从此水旱从人。史料记载李冰治水时埋下五枚镇水神犀，几年前在天府广场东北侧四川大剧院的考古发掘中得以重见天日。重约8.5吨的大型石犀，成为都江堰泽被后世的另一见证，也成为成都博物馆著名的网红文物。

天府之国的富庶，在《华阳国志》里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在东汉的碑文上，则记载为当时全国手工业发达的五大城市之一。2011年，市考古院在东御街出土东汉蜀郡太守李君、裴君的德政碑，碑文上“列备五都”的记载，佐证了汉代成都城市的繁华。

成都，又名锦城，2012年成都市考古院对老官山汉墓出土的考古发掘震惊学术界。其中出土的织机模型和纺织工匠彩绘俑，再度用事实证明四川早在汉代就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织锦工艺，成都作为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唐宋“扬一益二”的繁华，明代老皇城在成都百姓心中的记忆，同样随着考古被不断印证。

在鼓楼北街，考古人员发现唐代剑南节度使高骈修筑罗城外，还在此修筑了宽敞的“北二环”大道；在江南馆街遗址，唐宋时期街道、房址和排水设施等重要遗迹，填补了成都城市考古空白。遗址内各种遗迹布局合理、规划科学，充分反映了唐宋时成都已具有很高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水平。唐代成都“天下藩镇之冠”，名不虚传。

安史之乱后的成都，文人墨客云集。成都东华门遗址的发掘，找到了存在于杜甫、陆游等笔下的隋唐“中央公园”摩诃池。也正是在此，后蜀时期的花蕊夫人，在此留下了大量咏叹风光的诗句。实业街、下同仁路等遗址出土的南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种类多样，制作精美，填补了成都早期佛教研究的空白。

成都2000多年来城址未变的记载，随着蜀王府一角东华门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完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明。

当下，成都正在全面推动世界文化名城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用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丰满着成都历史的厚重，涂画出更加靓丽的色彩。

从金沙遗址到蜀王府文物保护留住城市根脉

考古不是挖宝。伴随着成都考古的推进，文化遗产也得到“像呵护自己生命”一般的保护，成就斐然。

大遗址保护，是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底蕴深厚的大遗址在考古和学术研究的助推之下，金沙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邛窑、成都平原史前城址、十二桥遗址、明蜀王陵墓群等相继纳入“十二五”时期大遗址保护项目库。它们不仅在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周边环境，惠及民生等方面也做出了有益探索。

荣登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金沙遗址，开创了古迹遗址保护的金沙模式。原来的发掘现场被原址保护，以此为中心修建的金沙遗址博物馆，不仅成为出土文物的家，还同时具有了文物修复、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金沙遗址是为数不多的地处闹市者之一。多年以来，博物馆已经成为成都的文化地标，守望成都城市文化之根。

成都商业街船棺遗址，这里原本准备修建成食堂，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多方推进之下，得以回填保护。出土的大型船棺和精美漆器，经过文保人员十多年来的脱水防护保护和技术性修复，体量巨大的“古蜀第一床”等文物终于重现风华。

明蜀王陵的本体保护工程正在持续进行，“中国古代陵墓中最精美的地下宫殿”，有望揭开面纱。

文物保护留住历史的根脉，也成为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资源。

玻璃保护罩下与闹市和谐共存的江南馆街遗址，是成都悠久历史的见证；东华门遗址未来城市中央公园的定位，其赓续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使这里成为新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指日可待；水井街酒坊遗址的保护，让原址修建的博物馆成为酒文化体验区，白酒品牌由此更具美誉度。

成都考古，正在一步步发现历史、丰满成都的气质，守住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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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的成都模式

在2018年成都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直言，“成都考古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金沙、商业街船棺、江南馆街、东华门遗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及遗址成功保护的背后，是成都文物保护理念的超前和把地下文物勘探纳入城市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成都模式”。正是在法规和制度的保障下，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

成都2300多年城址未变，市中心地下遍布历史遗迹。当城市飞速发展，地下文物面临被破坏的困境。对此，成都有针对性地创建了“成都模式”——在土地招拍挂及后期建设以前，考古勘探的文保工作前置，在基本建设进行之前，让文物得到抢救性发掘和保护。既避免了文物被破坏，也不至于因考古和文物保护影响基本建设进度。

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驾护航下，石犀、商业街船棺、老官山汉墓的珍贵竹简和织机等文物在不断的考古发现中重见天日。据介绍，1999年至2013年全国150项重大考古发现中，成都市区便有5项，居全国城市之最。

把文物发掘出来不是目的，保护文物以及遗址、留住城市根脉才是根本。同样，成都2013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成都市大遗址保护管理办法》，从经费到规划，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体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学的考古发掘以及对遗址价值的充分阐释，让金沙遗址已成为成都的文化名片，邛窑遗址公园也已建成开放。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和文物、遗址的及时保护，丰富着成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成为成都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一环。

成都考古大事记

1956年，清理发掘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1971年，发掘后蜀孟知祥夫妇合葬墓。1979年，发掘明蜀僖王陵。1983年，发掘邛崃十方堂邛窑遗址。1985年，发掘成都十二桥商周遗址。1995年，发现确认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开启了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发现。

1996年，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999年，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0年，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遗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5年，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太阳神鸟金饰被选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成都金沙遗址、商业街古蜀船棺合葬墓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10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

2006年，成都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水井街酒坊遗址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都金沙遗址、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孟知祥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8年，成都江南馆街遗址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9年，成都宝墩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子项目”。

2010年，金沙考古遗址公园进入我国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录。

2013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论坛、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4年，成都东华门遗址入选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2016年，东华门遗址被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十三五”规划。

大邑高山古城遗址、成都张家墩战国秦汉墓地入选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邛窑遗址保护规划》项目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

飞虎村战国船棺墓群出土战国时期铭文“成都”的成都矛，系成都平原最早有“成都”铭文的器物。

2017年，目前四川首次发现的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处春秋至战国时期墓葬群—双元村船棺葬墓群。

2019年，四川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公布，成都东华门遗址等9处成都文保单位入选。□成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