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僧智慧传入佛教

天下名山僧占多。杭州湖山秀美，号称“东南形胜”,汉魏以降，佛、道两教的弘法播道者就看中了这块胜境觉场，在这里开山凿洞，结庐设斋，剃度信徒，弘扬教义，从而揭开了杭州宗教发展史上最初的一页。

“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佛教形成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印度，两汉之际始传人中原地区。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它最初的传播者大多是中亚诸国的胡僧，也有少数是远道而来的梵僧即古印度僧人。早在三国东吴时，西域高僧支谦、康僧会就到江南地区游方播法；两晋之间，高僧支遁（314—366）曾隐居余杭（即今之杭州）山，专心研究《道行般若经》；而杭州城区和西湖佛教的最早传播者，就是来自西天毒（即中印度）的梵僧慧理。

据史志记载，东晋咸和三年（328,一说元年），天竺僧慧理云游至武林山（即今灵隐山），见飞来峰奇状天造，感叹道：“此为天竺灵鹫峰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人们都不相信，理公说：“此峰向有黑自二猿，在洞修行，必相随至此。”理公即于洞口呼之，二猿立出。从此以后，慧理就在这里开山结庐，辟建山门，号日“绝胜觉场”.这就是江南名刹灵隐寺的开山之始。其后，灵隐寺虽屡经兴废，然至今香火不绝，号称“东南名山”.慧理来杭传教，是杭州佛教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到了南北朝时期，杭州的一批佛教新寺院建立了起来，其中主要有：南齐建武间（494--498），有普正大师建下天真寺，与包家山接壤。南齐时（479--502），僧昙超在今玉泉建立了净空寺，说法修禅。齐梁间，有位宝常禅师云游到浙，见西马塍望佛桥林深地僻，即插竹为精蓝。梁天监间（502—519），钱唐人朱异舍宅为寺，在江涨桥创建众安寺；大同初（535），邑人鲍侃舍宅为寺，名“发心”;绍泰元年（555），有僧在淳占桥东北百步许建建国寺；有善杲法师肩负《金刚经》歇息于杭城章家桥东，夜放光明，邑人陈少卿感异，舍地为寺。陈天嘉初（560），有僧在孤山建寺，名“永福”,俗称“孤山寺”。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大约形成于公元二世纪的汉末。它在杭州的传播，几乎与佛教同时，但有关它的传说却更早。相传周时西王母侍女董双成，就炼丹临湖妙庭观，得道之后，自吹玉笙，驾鹤升仙，邑人立桥望之，因名“望仙桥”.后来，宋天圣中（1023一1032），道士朱去非凿地得鼎，内有丹破盆飞去。绍兴初（1131），道士董行元掘土得铜牌，有文云：“我有蟠桃树，千年一度生；是谁来窃去，须问董双成。”字画精楷，其阴有王母乘凤，傍有云气之铜刻。这里所谓驾鹤升仙、破盆丹飞去之类固不可信，然若宋人得铜牌、鼎确有其事，则董双成修真湖畔亦似有据。这个传说表明，道士可能在先秦时代就在杭州一带活动。

到晋代，杭州的道教有了较大的发展。相传着名的道士葛洪（284—364）就曾结庐西湖，掘井炼丹，修真着书，成了道教理论家。据《西湖游览志》记载，西湖龙井、葛井、葛岭等，皆为其遗迹。清康熙《杭州府志》也称其避乱余杭山。另外，西湖南屏山旧有上清官，传为晋时道士葛元（葛仙翁）炼丹之所，南宋时道士胡莹微新筑，宋理宗还御题“清净道场”以赐。道士许迈尝谓立精舍于余杭垂缳山，后遂移临安西山，登岩茹芝，悠然自得，相传灵隐山旁旧有思真堂，即许迈所建。

道士郭文人余杭大涤山隐修得道，后梁乾化三年（913）被封为“灵曜真君”.南北朝时，杭州道教宫观创建较少，值得一提的是南齐五斗米道传人杜京产。据《南齐书》本传载，杜京产（438—499），字景齐，杜子恭玄孙。祖杜运，父杜道鞠，世传五斗米道。少恬静，闲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之学。“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示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沉吟道奥。”“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余载。”当朝屡征，辞疾不就。永元元年（499）卒。

六朝以前杭州宗教的传播和发展，道教早于佛教；汉魏时，一些弘法播道者已在这里活动，并创建了最初一批寺观；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快于道教。

时至今日灵隐寺仍是香火鼎盛，大雄宝殿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坐像，是目前全中国最大的木雕坐像，总高度24.8公尺，光贴金就用掉86两黄金；寺前飞来峰石窟，共有153龛470多尊石窟造像，是中国南方石窟代表。弥勒佛、多闻天王等造像，是游客到此必定瞻仰的佛像经典之作。灵隐寺与飞来峰都有济公传说，因此台湾游客来此备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