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布局
城市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尺。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京津冀需要形成以北京为核心构建“多层次+多节点+分步走+分片区”的中心地体系的发展逻辑,为形成完善的产业空间布局创造条件。在京津冀区域内需要构建跨行政单元的城市体系,让中小城市扮演支撑角色,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三极”,并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区域内的路网通达程度。
构建跨行政区划的城市体系
中心地理论、极化理论、点轴理论以及地租衰减理论等区域经济学理论认为,腹地内的中心地等级体系的建构需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按照经济学原则在更广大腹地内均衡布局经济资源和生产力。但是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腹地内不同层级的中心地间的关系存在差异。由于高级别中心地相对于低级别中心地具有更强的资源吸纳能力,资源在这里能够产生较大的聚合整合效应,资源在既定区位上布局时,只要资源的边际收益能够超过既定区位上产生的包括地租在内的边际成本,就意味着资源向既定区域上聚集能够创造较多的净收益。资源在既定区位上布局产生的边际净收益成为资源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也成为资源在缺乏供给弹性的有限空间前提下获得既定空间的垄断使用权的前提。根据经济学原理,既定区位上,单位可变资源的投入获取的边际收益大于既定投入产生的边际成本时,就会有纯收益产生,但只有在既定区位上能够产生纯收益的资源才具有获得在既定区位上布局的可能。因此,在区位地租的递减规则作用下,边际盈利能力较差的资源只能趋向于在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区位布局。资源的这种基于经济学原则在腹地内布局的过程就是城市规模扩展的过程。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基于竞争规则对资源布局能力进行了筛选,从而将聚集能力和赢利能力强的资源布局在了城市中心区。
中心地的这种布局逻辑的结果是:行政单元边界处是中心地影响最薄弱的区域,也是中心地影响的最远边界。在城市影响力仍然较强而不能越过行政区划边界对邻近行政单元施加影响时,中心地的影响力就会因行政区划边界而停止,中心地的影响力因不能实现最大化而存在无谓损失。对此,跨行政区划构建城市体系势在必行。
中小城市扮演底层支撑角色
在城市发展战略方面,长期以来存在大城市优先发展和小城市优先发展两种主张。前者主张以大城市为中心构建城市体系,大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主导作用,决定着城市体系中的资源布局方式,以及城市体系中不同中心地之间的关系。在大城市主导下,腹地内的资源会快速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因资源高度聚集而快速膨胀,但也会因发展空间有限而导致恶性竞争。后者主张发挥小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底层支撑作用。小城市虽然处于城市体系的底层,但其数量多且分布广,在城市体系中扮演着神经末梢的角色,其发展质量直接影响城市体系的质量。小城市的资源容纳能力和资源的吸附力相对于大城市而言不占优势,但大城市的职能最终要疏解到小城市,小城市的空间布局及小城市间的互动水平会直接影响大城市的对话质量。
在处理大城市与小城市的关系上,大城市的引领作用固然不可小觑,但小城市的底层支撑作用也必须重视。长期以来大城市主导的城市体系的建构方式,使城市体系中不同层级中心地间的发展差距拉大,虽然大城市的集聚作用明显,但仍未出现明显的回波效应。加上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壁垒问题,邻近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较为突出。河北省腹地与京津之间的发展差距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正在弥合,2014年以来随着非首都核心职能向河北省疏解以及雄安新区建设,京津冀腹地内的产业布局趋向合理,河北省腹地内正在形成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的“多节点+多片区+分步走”的有序发展格局。
基于石家庄建构“第三极”
在论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时,学界首先关注的通常是“京津石”三角形,石家庄作为“京津石”三角形的南侧顶点,在拉动冀中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石家庄为核心的“分层”发展的基本构架已经形成。在由石家庄市主城区和“栾城区+藁城区+鹿泉区+正定县”构成的核心区域的主导下,北侧基于“新乐市+定州市+安国市”形成的“定安”微团、东侧基于“辛集市+晋州市”形成的“辛晋”微团以及南侧基于“高邑县+柏乡县”形成的“高柏”微团,分别成为石家庄市主城区向北、向东和向南拓展城市影响力的节点,三个节点分别发挥着石家庄市与保定市、衡水市和邢台市对接的作用。“定安”微团、“高柏”微团、“辛晋”微团以石家庄主城区为核心,形成了石家庄“第三极”城市体系的外围层。保定市、衡水市和邢台市的行政区划调整后,主城区范围拓展,通过“定安”微团、“辛晋”微团和“高柏”微团与石家庄对话的可能性进一步提升。石家庄市的规模扩大、承载力的提升以及辐射力的增强,使其成为将晋东、鲁西和豫北等区域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因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在于进一步优化了京津冀的城市布局、产业布局,也创造了冀中南地区与晋鲁豫的对话空间。在以发展“第三极”为目标构建“大石家庄”城市体系的发展格局中,保定因处于京津与石家庄的叠加影响中而具有更好的区位优势,在充分吸收雄安红利的前提下,在“京津石”三角形中具有重要的区域经济学意义。
完善路网建设,拓展合作空间
区域经济学的“点轴理论”认为,作为地域经济综合体的城市的“点”必须通过“发展轴”连接在一起,城市通过发展轴拓展发展空间,并在完善中心地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创造更多发展机会。相互联系的中心地中的任何一方都成为中心地的发展条件,每个中心地在为其他中心地的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也发展着自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地区的路网通达程度不断提升,京津对腹地的影响力不断加强,腹地内的中小城市对京津职能的承载力也随之不断增强。区域内新建和在建的高速铁路包括“北京—雄安”京雄城铁、“通州—唐山”京唐城铁、“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京滨城铁、“天津—大兴”津兴城铁等,进一步加大了京津间的对话质量。津保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了“京津保”三角形中京津保间的互动质量。在进一步发展中,“石家庄—天津”间除了有便捷的高速公路相连外,还需要有便捷的铁路相连。目前石家庄至天津的铁路需经由“衡水—沧州”段,在未来发展中,会逐渐构建起“藁城区—晋州市—辛集市—深州区—武强县—泊头市—沧州市”一线(“藁沧链”),而后经沧州市与天津市连接在一起,或者形成“石家庄—无极县—博野县—任丘市—天津”(“石津链”)一线,后者较前者更加直接和便捷。这些便捷的连接通道建成后,“京津石”三角形的“津石边”得以完善,并且保定在“京津石”三角形中的中心地位将得以提升,保定通过“京保链”“津保链”“保石链”使得京津石之间的互动水平得以进一步提升。“津石边”的完善会给“晋州市+辛集市”“安平县+肃宁县+饶阳县”“任丘市+河间市”以及霸州市等节点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在“石家庄—保定—衡水”交界处、“保定—衡水—沧州”交界处、“保定—沧州—廊坊”交界处创造新的发展隆起。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石家庄“第三极”以及保定在“京津石”三角形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指向
构建跨行政区域的“鼎足发展格局”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和推进,为进一步合理化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奠定了基础。京津冀正在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合理布局生产力。雄安新区设立后,在京津冀区域内实际上形成了“京津石”“京津保”和“京津雄”三个鼎足发展构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深入推进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需要以保定和雄安为节点优化北京、天津和石家庄的关系。除了要在大城市层面进一步建构外,也要将视角移向中小城市,这包括河北省腹地内的区市以及发展质量较高的县级市,此外,发展基础较好的镇级中心地也要纳入到考虑范围中。在京津冀城市体系的发展布局中,保定和唐山具有近邻大都市的区位优势,通过借力发展逐渐成为京津大都市的“双子”。唐山作为京津都市东侧的节点将京津与冀东地区进而东北城市群连接在一起,保定作为京津都市南侧的节点将京津与冀中南地区连接在一起,在进一步将冀中南城市群与晋东地区和鲁西地区连接在一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河北省城市群发展战略中,石家庄将发展成为京津冀城市群的第三极,保定成为将冀中南地区与京津大都市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冀东地区、冀北地区和冀中南地区需要以京津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京津大都市在将冀东地区、冀北地区和冀中南地区连接在一起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河北省在进一步完善城市体系的过程中,除了要在完善大中城市的联系方面做文章,还要重视县级市的作用,使其在行政区划腹地内成为将邻近的县级市以及以乡镇中心地聚合在一起的微中心,在行政区划腹地内或者行政区划交界处形成新的发展隆起。
建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微城市团”
京津冀城市群在进一步完善过程中,不仅要在“京津石”“京津保”“京津雄”等“鼎足发展格局”方面做文章,还要在构建和完善“微城市团”方面做文章。“微城市团”(简称“微团”)是以县级中心地为核心通过整合邻近区域内的乡镇中心地形成的中心地体系。“微团”将中等城市与底层城市连接在一起,在完善以大城市为核心建构的城市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如上论及的“鼎足发展构架”以及京津冀城市群中冀东地区、冀北地区和冀中南地区的中心地体系发展状况,优先需要建构的“微团”,主要布局在冀东地区和冀中南地区。
在冀东地区,唐山和秦皇岛的行政区划调整后,两个城市的主城区联系更加紧密,以“迁安市+滦州市+卢龙区”整合在一起形成的“迁滦卢”微团和“滦南县+昌黎县+乐亭县”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滦昌乐”微团,将成为将“唐山+秦皇岛”整合在一起的节点。在冀中南地区,逐渐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群的“第三极”。在此发展布局中,基于“辛集市+晋州市+深州区”“新乐市+定州市+安国市”“任丘市+河间市”“肃宁县+安平县+饶阳县”构建的微团等成为重点发展微团。微团通过聚合整合县域腹地内的乡镇中心地,在邻近的县级中心地之间创造新的增长点,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底层支撑作用。微团以县级中心地为核心将腹地内以及邻近县级腹地内的发展基础好的乡镇中心地聚合在一起,可以通过产业协同避免同业竞争,充分发挥微团内资源的协同发展优势,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前提。
通过“轴向延伸”完善“指状网络”布局
城市作为地域经济综合体,基于聚合整合原则使腹地内资源释放协同发展优势。城市间的联系程度以及资源间的互补协同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样态。因此,在建构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水平的组合过程中,需要通过强化城市发展力的“轴向延伸”水平,完善中心地体系的“指状网络”格局。为了进一步完善以首都为核心的“指状网络”格局,除了进一步加强学界一直关注的“京津唐”“京保石”“京廊津”等三条发展轴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五条发展轴,加强不同层级中心地沿发展轴的联系:其一是“北京市—香河县—宝坻区—唐山市”发展轴(“京唐轴”);其二是“保定市—定州市—石家庄市”发展轴(“保石轴”);其三是“保定市—霸州市—天津市”发展轴(“保津轴”);其四是“石家庄市—无极县—安国市—任丘市—大城县—天津市”发展轴(“石任津轴”);其五是“石家庄市—晋州市—深州市—武强县—沧州市—青县”发展轴(“石沧津轴”)。基于如上发展轴由“北京市—天津市—沧州市—衡水市—石家庄市”围成的区域呈“银锭”状(“银锭区域”)。“银锭区域”内存在“保石沧”“石衡沧”“京保沧”“京津沧”“保津沧”“保衡沧”等六个鼎足发展构架,其中“京保沧”和“保津沧”在进一步完善“银锭区域”中心地体系过程中,因在“京津石”三角形中扮演着支撑和连接角色而发挥着重要作用。“轴向延伸”的质量是完善这些鼎足格局的关键,在这些发展轴上的定州市、辛集市、安国市、霸州市、任丘市等都是重要节点,以节点为中心构建“微团”并加强“微团”间的联系,才能进一步促进“轴向延伸”和完善“指状网络”发展格局。
基于产业布局培养城市发展增长点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间对话的依据。河北省腹地内的中等城市均已形成富有特色的优势产业:石家庄的主导产业是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以及现代服务;唐山的主导产业是精品钢铁、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化工;秦皇岛的主导产业是临港精深加工、电子信息和康养旅游;邯郸的主导产业是钢铁生产、煤炭开采和装备制造;邢台的主导产业是新能源汽车与零部件制造、食品加工以及新能源;保定的主导产业是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和新材料;张家口的主导产业是可再生能源与休闲旅游;承德的主导产业是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文化旅游与农产品加工;沧州的主导产业是石油化工、管道装备与汽车零部件生产;廊坊的主导产业是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衡水的主导产业是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和电子信息;雄安新区的主导产业是高新技术、金融和现代服务。
基于河北省各城市的产业空间布局,城市间具有的相同或者相似产业具有进一步增强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能性: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进一步完善“石家庄—衡水—沧州—天津”和“北京—唐山—秦皇岛”两条链,通过“京津轴”连接在一起,“石津轴+北秦轴”就可成为京津冀腹地内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轴;在钢铁产业方面,唐山和邯郸依托优势产业带动其他产业扮演好“北京—秦皇岛”城市链的节点和“石家庄—郑州”城市链的节点角色,在石家庄南侧,邯郸与其北侧的邢台与南侧的“安阳+鹤壁+濮阳”微团连接在一起,石家庄“第三极”与郑州的互动质量得以提升。在零部件制造方面,邢台、保定、沧州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构建起石家庄“一城+四星”的城市体系构架下的零部件制造产业,与衡水的装备制造业整合在一起;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分别以廊坊、衡水、邯郸为中心形成三个增长点,将廊坊作为装备制造业中继站,借助京津大都市优势融入全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基地与衡水和邯郸高效互动。
石家庄进阶为晋冀鲁豫的跨区节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建构和重构以京津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通过优化京津冀产业空间布局,进一步均衡京津冀区域内的生产力布局,还在于基于河北省腹地将晋东、豫北、鲁西等区域连接在一起,从而为晋冀鲁豫的协同发展创造条件,石家庄在该目标发展前提下,承担的责任不仅是京津冀城市体系的“第三极”,而且也是将太原、济南、郑州等连接在一起的纽带。石家庄在扮演这一“纽带”角色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太原”城市链、“石家庄—济南”城市链,这是石家庄向西、向东拓展影响力进而与邻近的省会城市互动的通道。阳泉、“衡水—德州”分别是如上两条城市链上的重要节点。在“石家庄—太原”城市链上,阳泉需要与“盂县+寿阳县+平定县”一起形成协同发展的城市团,将太原向东的延展力与石家庄向西的辐射力对接,以阳泉为中心在太原与石家庄之间形成新的隆起;在“石家庄—济南”城市链上,除了前文论及的通过“辛晋”微团进一步完善石家庄与衡水间的连接通道外,还要以德州为中心将“故城县+平原县+临邑县+宁津县+吴桥县+景县”聚合在一起,在冀鲁边界上形成跨行政区划的城市隆起。石家庄因处于“太原—济南”东西向城市链和“北京—郑州”南北向城市链的交汇点上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只有从晋冀鲁豫协同发展层面深入认识石家庄的战略定位,才能进一步以石家庄为中心凝聚发展优势,提升其对冀中南地区的经济带动力以及在晋冀鲁豫区域内的区域经济整合力和辐射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前瞻性地思考冀中南的城市体系的建构方式,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加强省会城市间“微团”的建设,完善省会城市与“微团”间的互动机制。
选好关键点完善河北省城市体系
在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城市体系过程中,“石家庄—保定—廊坊—唐山”城市链发挥着关键作用,该城市链将“京津石”“京津保”“京津雄”等鼎足发展构架串联在一起。在“石保廊唐”城市链上,唐山市将京津大都市的影响力向东承继,成为与辽南城市群连接在一起的节点;廊坊作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正在快速融入京津,“三河县+大厂县+香河县”(“北三县”)已经与北京通州区融合发展,成为北京主城区城市影响力向东拓展的重要抓手,“固安县+永清县+霸州市”与“北三县”呼应,在廊坊融入京津过程中成为推进廊坊快速发展的“南翼”。雄安新区将保定主城区通过霸州与天津主城区连接在一起,沿“保定市—雄安新区—霸州市—天津市”城市链构建起来的发展通道,因近邻京津大城市以及良好的发展基础,将成为京津冀腹地内除“京津轴”外发展最快的城市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将呈现较强的带动力、辐射力、凝聚力。
进一步优化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布局的思考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随着京津大都市职能向河北疏解,河北城市体系的结构和层次不断完善,河北与京津都市的对话质量会更高。这种发展样态的形成,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河北腹地内不同层次中心地间的建设逻辑,依托京津大都市,提升冀中南地区与冀北、冀东地区的协同发展质量。
发挥中小城市的底层支撑作用
中小城市数量多且分布广,在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前提下,从农业产业中析出的劳动力成为发展中小城市的生力军,在产业优化布局及产业的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城市主导的发展战略的思维逻辑下,京津冀腹地内的大城市长期以来成为学界的关注对象,但忽视了中小城市在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体系中的发展样态。京津冀腹地内以县级中心地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微团”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中介,大中城市的城市辐射力在广大乡村场域中的影响力建立在“微团”发展质量的基础上。“微团”依托发展基础较好的县级中心地建立起来,但不能局限于某个县级中心地,应依托一个县级中心地整合邻近行政单元的多个县级中心地,实现“以一带多”“以弱带强”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培养发展由基础较好的乡镇中心地组合而成的“微中心”。
调整行政级别优化微中心布局
微中心是京津冀城市体系的底层基础,基于发展基础较好和存在紧密联系的乡镇中心地发展而来,成为进一步完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布局的底层基础。微中心具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乡镇中心地空间联系紧密,具有较好的产业互补性,适当提升其行政级别能够进一步扩大其在腹地内的影响力。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腹地内资源的流量和流向,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均是基于历史逻辑进行的。在区域内综合发展条件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重要交通干线的新建和撤销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内资源的空间布局,既有行政中心的影响力可能降低,而新的以乡镇中心地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微中心发挥的作用会更加明显。这时可以通过调整行政区划理顺乡镇中心地与乡镇中心地间、乡镇中心地与县级中心地间的关系,从而增强乡镇中心地的聚合整合能力。在河北腹地内形成“多节点+分步走”的发展格局。
依托发展轴合理布局“微网络”
发展轴依托重要交通线建立,城市规模沿发展轴扩展最快,在发展轴的引导下资源在空间内的布局方式会首先向资源吸附力最强的点聚集,并首先成为城市体系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地方。城市不同层次的中心地之间需要通过发展轴连接在一起,但发展轴主要在大中城市与微团之间建立联系。大中城市的影响力只有在乡镇中心地以及乡村场域内呈现出来,才能从根本上彰显大中城市对腹地的辐射力,这需要通过完善腹地内的“微网络”得以实现。微网络与在大中城市间发挥连接作用的发展轴共同构成城市体系的“血液循环系统”。发展轴扮演着“主动脉”角色,“微网络”则是将大中城市的影响力输送到城市体系的底层中心地的毛细血管网络,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城市体系的整体功能。“微网络”在建设过程中需要与乡镇中心地的产业布局结合在一起,在邻近乡镇中心地间展露聚合整合优势。
【本文作者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HB23MK018)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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