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变”与“不变

2025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The Future of  Museums in Rapidly Changing Communities）。这一主题重点强调博物馆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面对文化身份的守护、创新和重构等新任务，如何明确自身角色，积极应对各种机遇与挑战，与时代同频共振。

国际博协所提出的这一年度主题，契合了当前博物馆的热点议题：面向未来，博物馆在技术与人文的激荡变化中应当秉持哪些坚守？也应该因时应势地做出哪些改变？关于这一议题，段勇、杭侃等先生此前曾发表过许多高见，同时这也是上海博物馆主办的“M20+全球顶尖博物馆大会”的核心主题。在此，笔者也不揣冒昧，结合个人的思考谈一些粗浅认识。

博物馆的应势之“变”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博物馆事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表现出了蓬勃旺盛的活力。随着内涵外延和工作范畴的拓展、理念方法的创新以及公众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中国的博物馆也积极顺应形势，更新发展理念与思路并不断地探索实践。

博物馆工作对象的拓展

首先，是由可移动文物向不可移动文物的拓展。在国家文化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主题游径等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博物馆已经成为考古大遗址、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遗产阐释展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可移动文物既可以在原址通过“博物馆化”的方式展示，也可以借助各种辅助陈列手段在博物馆展厅中予以深度解读。第二，是由实体类藏品向非实体类藏品的拓展。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博物馆的藏品信息正在由从属地位跃升为与藏品本体同样重要，一些探索性的“类博物馆”已经开始将藏品信息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并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藏品信息进行知识挖掘、解构重构与阐释展示。第三，是由静态展示向活态展示的拓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东海先生在推动生态博物馆中国化探索的过程中就曾经说过，“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在于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文化，并且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的文化。”事实上，除了生态博物馆之外，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等已经不再局限于收集静态的藏品，而更加注重将静态藏品与活态遗产相结合，形成集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和社区发展于一体的文化生态链。第四，是由古代藏品向现当代藏品的拓展。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博物馆开展的“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物证征藏”工作极大地拓展了博物馆的收藏研究视野，而以“奥运”“亚运”“工业遗产”等为主题的博物馆在近年里也开始大量涌现。

博物馆受众需求的多元

随着博物馆参与社会活跃度和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博物馆的服务对象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在场”观众拓展到接受博物馆文化传播的“信息”受众。所谓受众，不仅是被动地接受博物馆的单向信息传递，同时也是信息传播的主动者，这就决定了其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博物馆受众的首要需求，就是高水准专业知识的获取。随着视野眼界的拓展和信息来源的丰富，以及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增强等，公众对博物馆提出了更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一些博物馆展览内容被纠错甚至受到质疑，以及“亮宝式”展览、简单生涩的展品说明常被诟病等现象，就是这一需求的具体体现。其次，是对博物馆文化体验的需求。当今社会，观光型旅游已渐式微，博物馆受众对文化体验型的深度需求将成为未来的主流。一些中小型博物馆在营造文化氛围、创设体验空间等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尝试，而那些因拥有优势资源而门庭若市的博物馆在忙于应付大量涌入观众的同时，却很难顾及这些深层次的文化需求。第三，是对文化交流与共享的需求。公众更加注重在博物馆场域中的具身感知、社交共享的需求，尤其是在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博物馆要有异于其他的文化产品供给方，就要重视公众的这一需求并发挥出自身的独特优势。

博物馆公众传播的丰富

博物馆的公众传播，首先是传播理念上的变化。以公众教育为例，博物馆已从单一的“教导解说型”到开始重视参与体验的“建构知识型”。研究表明，在展览中出现观众熟悉的物品，或以某种方式与观众的生活经历产生联系，会激起观众更高的学习兴趣。对此，近年来很多博物馆都开始尝试在展览策划设计中制作具有互动性的陈列内容，鼓励观众通过亲手操作调动大脑积极思考。第二，是传播手段的变化。在数字技术和人文需求的多重驱动下，许多博物馆已经深度运用了在线直播、短视频、公众号等线上传播途径，博物馆的展览设计也越来越重视场景化、沉浸式方式手段的应用，通过通俗易懂、生动轻松的方式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第三，是传播空间的变化。博物馆“大篷车”、流动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常态化的公众教育手段，西安、杭州等城市还尝试将博物馆展厅建在地铁车站、机场候机厅和商业综合体，使博物馆的文化传播空间得以进一步延展。第四，就是传播主客体的变化。博物馆的信息已经不再是馆方的单向传播，公众通过小红书、抖音、B站等平台的自媒体传播可以使展览火爆“出圈”，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与数据挖掘、视频生成等应用的普及，博物馆与公众之间信息传播的主客体之分将进一步淡化。

博物馆跨界融合的发展

首先，是博物馆与现代科技的跨界融合。随着数字化技术及其相关应用的渗透和普及，公众的文化消费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信息推送、智慧导览等现在已成为常态化方式，博物馆也运用VR、AR技术使展览从“静态展示”转向多感官的具身“情境体验”。第二，是博物馆与产业的跨界融合。得益于藏品丰富的文化内涵，博物馆可以与旅游、文创、游戏、影视、交通等不同产业通过跨界融合产生耦合增益的溢出效应。博物馆不仅是文化旅游的热点，也带动了文创产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影视剧作品通过博物馆的联动实施了双向奔赴，甚至于中国某品牌新能源汽车标识的设计灵感，也是来自博物馆的藏品信息。第三，是博物馆与社区的跨界融合。社区博物馆、乡村博物馆等蓬勃兴起，呼应了当地居民保存集体记忆、建构社区认同、渴望参与融入、共建美好生活的文化诉求，也让博物馆在参与社区的成长之中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第四，博物馆与城市的跨界融合。博物馆与城市通过“博物馆之城”产生良性互动，使城市的有机更新中融入了“博物馆化”的人文关怀，博物馆也作为独特的文化地标提升了城市的软实力。

博物馆的使命“不变”

面向未来，在顺应时代发展和公众需求的过程中，博物馆为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文化影响力需要不断“追新求变”，但是作为其“安身立命”的宗旨使命不会改变。

作为“记忆空间”的博物馆

正如国际博协“博物馆”新定义所言，博物馆是通过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在未来，无论博物馆的工作对象如何拓展，这一主要目标是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即作为“记忆空间”的博物馆，基于对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收藏保护与研究阐释，可以印证人类文明的成长脉络，以及与人类相关的自然生态的发展演进。例如，我国博物馆所收藏的珍贵历史文物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精粹，可以清晰地还原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见证；而不同类型的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既可以为我们保留人类技术进步的历史印记，也可以向我们展示出人类对宇宙与自然界的探索历程。作为“记忆空间”的博物馆，正是区别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最主要特征。

作为“教育空间”的博物馆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藏品资源，作为社会公众的“教育空间”，博物馆可以通过搭建起“藏品”与“公众”之间的联通桥梁，成为公众建构知识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并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终身教育相辅相成，在“大教育体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例如，通过深入挖掘我国博物馆藏品资源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有助于培育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设计适合于家庭教育的文化活动，可以寓教于乐，为家长和孩子们营造出分享成长快乐的学习乐园；而针对不同阶段学生特点所设计的系列化博物馆教育活动，则可以满足学生的课外学习需求。此外，博物馆还可以进一步丰富与学校、图书馆、科技馆的合作形式，形成辐射性的教育网络，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教育空间”。

作为“文化空间”的博物馆

博物馆还是颇具吸引力的“文化空间”。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迭代更新，技术进步在带来海量信息的同时，也使人们常困扰于外界的喧嚣与内心的孤独。博物馆既像一片“文化绿洲”，给公众一处宁静、放松的场所，在博物馆中感知到文化浸润内心的充实；又像一个“文化沙龙”，是公众交流情感、分享感悟的重要场域，使人们在博物馆中感受到人文关怀。例如，社区博物馆通过征藏具有鲜明本土文化特色的藏品，并借由研究、展览、公众教育等建立“物”和“人”的纽带，可以去除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物理界限与心理区隔，将自己“嵌套”沉浸到社区之中，成为一片街区、一个乡村建构社区认同的“文化驿站”。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脑机融合等前沿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那时的博物馆反而会因为人们在场感知、社交共享的需求，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文化空间”。

作为“社会空间”的博物馆

近年来，随着文化新需求、产业新业态的不断涌现，中国的博物馆在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彰显。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传播方式迭代更新的今天，我们还可以将博物馆视为“社会空间”，置于社会发展的整体格局思考其未来发展，使博物馆更紧密地融入社会，让博物馆成为既有学术品质和人文关怀，又兼具促进产业重塑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中枢。在这个双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作为“社会空间”的博物馆，在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力量的同时，也将会产生更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