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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论坛六“品质化生活”观点集锦

2015-10-09 16:42 来源:同济规划TJUPDI

编者按:

9月20日下午,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自由论坛六“品质化生活——城乡规划中的社会课题”在贵州举行。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三十年中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学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城市规划,工程技术则一直是传统城市规划的根基。今天我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应该回归“人”这一本体。因此,城市规划将不再仅仅是工程和经济的思维,文化传承、城市多样性与吸引力、城市魅力,所有这些城市发展目标都可归结为城市的品质化生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立足于“人”这个复杂、多元群体的贡献。社会融合、身份认同、公共交往、绅士化、移民、养老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等等的城市社会学话题在城市规划领域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在此次年会上聚集对此议题有经验的城市规划和社会学专家共同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两个学科开展共同的研究。

城市规划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出发点既包括公共利益、公共政策,也包括社会上各个层面的人的利益;社会学也是一样,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与城市规划中考虑的公共利益是直接相关的。我们在研究城市、规划过程中发现一些和社会相关的问题,可以与社会学的专家一起做;他们做了以后有启发,在某些方面也可以与规划探讨。

周俭 学会理事、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在城市规划和社会学中,有很多两个学科可以共同做的话题:第一,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我们可以来看看怎么做,可以看看人和空间有什么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空间,可以思考怎么在规划中认识这些空间;第二,乡村社区。要考虑在规划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如何做研究,如何认识乡村的价值,如何认识乡村发展的规律,如何与乡村的基层村民治理、村民的能力建设结合在一起。乡村不是个体,而是完整的有机体,包括产业、环境、社会等等;第三,与社会学合作,做社会规划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估,以及思考规划师应该为社区参与和社区发展做些什么工作,比如规划师自身的角色转型;第四,空间权利。社会权利放在空间话题下面是可以研究的,城市更新就是产权关系的改变。对空间权利的主体进行学术上的分析,对于今后的政策制订、城市更新、城市改造都有着积极意义。

于海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城市日常空间的社会有机性》要把社会学和地理学、社会学和规划学结合起来,使城市空间得到改善,同时以新的方式加强社会联系。

社会活动、人在这个社会的归属,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之前,大体上是勾连的。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大多数的城市改造改变了日常空间及日常空间中人的社会联系,因此,人的社会脉络也就出了问题。在贵阳的老城,我觉得很失望,因为它失去了历史;而贵阳的新城则缺乏人气。上海的绿地、交通架构等,都是在破坏原有的、人类亲近的生活。这些都是缺乏空间的有机性。

雅各布斯、舒茨和哈贝马斯都曾讨论过日常空间,这是我们的身体活动能够连接的领域,要将日常空间和生活世界结合起来。地理学和规划学在做空间设计和空间营造的时候,应该对社会的脉络、意义的网络和文化的关系有一种自觉性;而社会学应该有另一种自觉性——社会世界都是在具体空间中被组织起来的,所以应该向规划和地理的人提出诉求,把我们所熟悉的活动空间还给我们——新区应该需要更多的人过来。

对于海教授的回应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

城市规划的空间已经包含了物质空间的维度和社会空间的维度。所有的城市和社区,都是四维的时空统一体,要考虑到空间随着时间而产生的变化。对于时空观的结合和社会空间观的结合,我觉得应该提出“社会时空观”,把社会的、时间的、空间的观点进行一个整合。规划师、城市建设者和管理者在进行城市设计、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必须综合地思考,进行融合整理。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王红光:

这些年贵州的文物系统很重视对乡村的保护,于老师强调人的情感问题、人的交流时空距离等问题,引起我的共鸣。贵阳的老城区和新城区实际上是中国发展的伤痛。

中国城市规划,到底是专业人士的工作、还是领导拍脑袋做的事?很多领导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决策可能方式有些变化。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他们也曾经是专业人士——比如说我自己也是学博物馆学出身的,但是有时候站在决策岗位、领导岗位的时候又会很痛苦。年轻的、未来的规划大师们,如何坚守自己专业的操守和精神?我们今天看到的城市建设,很多都是专业的团队画出来的图纸。今天在做自由论坛讨论的时候,我觉得规划的年轻同志的确要跟社会学、人文学科进行交流,更多地关注文化学、社会学所关照的人的情感、精神世界的部分,而不仅仅是我们建筑师的图纸和计算机中计算出的数据。

但文红 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我们希望有一个五维时空观,在原有四维的基础上,还要有村民、规划师等多元参与的平台。

关于如何理解乡村生活、如何保护传统文化,我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

第一,资源框架。村落里的人必须生活在相对自然的环境中,这个环境是由物质要素组成的,为人类提供了光、植物、森林等,我们称之为自然的循环,跟生计和经济有关系。

第二,生计经济循环。这一定是与自然条件连接的,村民利用自然物质、产出合理的经济。

第三,文化过程。是为了让我们的生产生活合理而产生的一整套文化体系。

第四,社会过程。村落在过去的经济过程中、对自然的影响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过程,就有村落自身的治理过程,但现在更多地是由国家与村落自身结合治理的过程。

我们正在做一个研究,即了解自然过程、经济过程、文化过程、治理过程之间的关联性所产生的影响是如何表达的。现在的年轻人在网上了解一切信息,规划则要考虑如何在实体空间中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李光 贵州省旅游局正厅级干部、世行办主任

关于城市,老百姓看得更多地是发展问题。保护是需要的,但不发展也是保护不了的。

2004年开始启动的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是一个有关文化与旅游的保护与发展项目,经过几年的努力成为了世界银行比较认可和满意的项目之一,去年世界银行还专门到贵州省拍摄了贵州文化遗产的宣传片。世界银行首先是扶贫,扶贫给老百姓带来些什么十分关键。贵州省现在对古村落有300亿扶贫资金,但是如何实施、落实和让百姓得到实惠很关键。

在做世界银行项目的时候,每个项目点都要做社会影响评价,里面有一个社区参与性的问题。社会影响评价体系在规划中要得到体现,要大众参与。每家每户的项目要单独签合同、要公示、要通知老百姓,让老百姓来评、公开透明化,让老百姓参与。我们的专家应该把社会影响体系拉进规划体系中来做,否则会有很多问题。如果社会影响体系不做好,基础工作不到位,可能会有老百姓乱搭乱建、违规违法等问题。

汪琳 贵州省旅游局

空间的规划不仅仅是城市的变迁,究竟规划是专家的规划?政府的规划?还是群众参与的规划?规划应该需要各方面的参与。

我在旅游部门工作,实际上旅游牵涉的面非常广,涉及到各种学科的跨界,包括社会学方面。我也参与过一些旅游规划,对于我来说总是有一个困惑——我们的规划到镇这一级就没有了,但是实际上又涉及到乡村这一块,所以借助同济大学的力量,希望能对乡村进行适当规划。

贵州有传统的木屋,大家经常看到消息,几百年的寨子被烧掉了。传统民居何去何从?村寨中一个非常好的木质结构的房屋的建筑要求非常高,维护费用也高。村民不是不爱自己的家园,以前都是封闭的寨子,现在村民们是去是留也很纠结。政府也很难办——公路通了,老宅没了。旅游部门希望保持独特的风貌,但是村民也有对于品质生活的向往,需要政府部门以及各方面有意识地引导和帮助他们解决。

但文红教授讲的村落的四个框架,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应该在贵州选择一两个村寨,按照每一个框架承担什么样角色去做,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是否有时间,可能也还有困惑。

袁 媛 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地理科学和规划学院副系主任、教授

前一阵子年轻人说,社会学转型期间要“玩得起数据、下得了社区”,我觉得规划也一样。

我近年来在广州和厦门做的规划案例,将社会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解决方法融合在了一起。

在数据分析方面,我们规划学的领域不落后:空间规划基于领域、气侯环境等做了很多分析。但是我们不知道数据背后的属性,不知道数据背后的人是什么样的收入、教育水平、社会阶层、社会需求,以及这些在社会空间上的反映。我们在分析人口数据的时候,更多地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梦想,而非人的需求——后者实际上应该基于社区的属性,基于人口、教育、就业、贫困、犯罪、城市安全等小的属性。在宏观层面上,未来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平台,使各个部门的数据共享,尤其是将与未来规划相关的空间单元的社会、安全、经济等相关属性共享,作为评价未来城市规划社会环境的一个基础?此外,落实到小的城镇中,也有相关的方法,可以将不同学科的方法应用到未来的基础研究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做厦门的案例规划的时候,为了解决滨水空间的问题,调查了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段、在哪些地点活动,从而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做广州的案例时,抓住自媒体时代的特征,参与到社区的QQ群、微信群里面,通过跟大家聊天来了解情况。

第二,就是“下得了社区”。首先,规划师以什么身份下社区?对于未来的规划师,要加强价值观的培养,让大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干扰;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协调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将空间规划和社会能力相结合,使他们成为具有专业能力的社会协调人员。达成规划共识可以有很多方法:可以由公共方主导,也可以由民间机构主导,也可以由两者协作来更好地组织社区参与。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规划师还是技术力量的代表,我们协调社会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将来随着社会发展、学科转型、规划师技能的丰富和完善,社区协作的模式还会越来越多,也可以根据地域类型来选择更合适的方法。

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王红光:

在推进贵州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过程中,保护与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矛盾体。

贵州有丰富的民族村落、传统村落遗产,近两年申报了426个国家级村落。申报名录保护固然重要,但是申报过多之后,保护和发展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往往在处理关系的时候,自己的智慧不够、投入资金的力度有限,且地方政府迫于发展压力,把文化遗产资源当作经济资源来看待,过于强调经济利益的诉求,从而产生了发展和保护极其对立的一些做法,让很多民众和专家有了反感。

我认为贵州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要退到后台,引导、帮助和服务,把前台让给专家学者。第二,村寨建设的速度不宜过快,同时在西部地区还不能把扶贫攻坚和乡村保护对立起来,要多思考农业等扶贫攻坚的帮助手段。对于传统村落,并不是说把房子推倒了,扶贫就完成了。第三,传统村落的保护不要扩大化,还是要以文化的基因工程为主。农村的改建还是要以新农村建设为主体推进,传统的村落只不过是文化的基因,传承和保护极少数就行了。同时,新农村建设要更加注意“有机更新”,按照原来的聚落、村庄的文化景观、包括规划的一些理念,把它的建筑材料、建筑面积、村庄的基础设施进行有机的更迭、更换,以此提高村民的住、用的品质;第四,尤其要重视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在文化部门现在基本上被当成项目来做,而且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选,已经变成各地比拼文化底蕴的一个指标了,大家拼命挖掘——有些完全是生活技能、生活习惯,也被当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不利于文化的传承、传播。政府的急于求成,反而对本身自我管理、有序的乡里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矛盾;第五,在保护的过程中,本土化的生态博物馆在传统村落保护中仍是重要的平台和手段,要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在大数据互联网时代,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传播、文化的记录,对互联网、大数据的利用,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还需要专家和学院的大力支持;第六,乡土记忆和对“新乡贤”的培育是至关重要的。在很多地方推进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找不到对话的、可以反映村民意志的当地文化人,也缺乏真正能够和村民们长期接触、长期驻扎农村的精英团队。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钟晓华:

目前,应该从更为积极的角度来看待空间权利和城市更新。我们讲的城市更新是在既有的空间和建筑肌理上进行小规模、渐进式的改造。这就面临非常复杂的情况——最复杂的情况就是利益主体和产权关系都是多元的、不清晰的,因而我们强调空间权利的问题。

空间权利是有主体的,多元主体参与到空间的改造,对于提升空间品质和活力有积极的意义。空间权利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社会治理和利益协调的问题,上海田子坊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考虑了原住民的利益:通过这种空间权利的赋予,一个低保户,政府名册里相对“危险”的居民分子,现在变成了社区的明星人物。所以,较好的空间权利协调机制,能促成社会的和谐。

接下来讨论途径的问题,怎样去实现空间权利?台湾有城市更新容积奖励,日本有相关的城市更新立法。田子坊虽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现在发展也遇到了问题:例如无序的租金上涨、频繁的商户流动、租房和业主的矛盾等。所以PPP公私合作要促成公私双赢或者是权益共享的话,需要强调第三方的协调。欧美流行金融手段,但是目前中国环境下还有税收、信托等问题。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是否可以利用新媒体来促进空间权利的保障和城市更新?像优步、Airbnb等新兴平台,是否可以利用起来?最后还要思考,在强调保障空间权利的同时,规划到底要承担什么角色?除了规划传统的空间角色,还有协调多元利益主体、作为供需双方对接平台、实现秩序监督等角色。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怡:

空间权利为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视角。

关于城市城市更新,上海提出了不再有增量土地,目前土地的使用已经占到了40%左右,完全是存量土地的规划,大量的工作就是进行城市更新。

实质上城市更新更多地是政府或者工商的资本,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实现资本的增值,是一个空间再生产的过程。本质是通过土地的使用性质以及使用功能类型获得相应的土地地租——当然城市更新的社会目标是为了改善居民比较旧的、或者不好的生活质量。

现在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各地都遇到比较严重的动迁问题。讲到城市权利,首先要有法,其次就是执行法律。所以对于城市更新,我觉得需要的城市规划师是传统的角色;对于空间,另外需要律师、法官,再发展下去我们还会有很多判例作为例子来说明如何正确地争取空间权利。

朱介鸣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规划师的重点是在铸造空间,但是在空间中就会涉及到社会学。

第一方面,关于居住隔离。芝加哥学派描述过一个“城市马赛克现象”,其他国家来的人住在一起,就是种族的组团,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种族之间的隔阂。但是自上而下把这些打破的规划好像不见效——国外有几个规划实践,想从空间上消灭社会贫富差异,但是不成功,因为人们不接受;新加坡公租房达到了80%,但中国大部分都是商品房,人们通过市场选择住在哪里,规划就很难使社会融合。

第二方面,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老的城区居民住在一起,邻里之间的关系友好的话不要去破坏。一定要强拆,他们的资本就没有了,这对于他来说就是很大的损失,社会资本对于低收入弱势群体是很大的资产,我们要尊重,所以在规划上要体现出来。

第三方面,创意城市。创意城市需要各种不同的人混杂在一起,但各种混杂在一起不是自上而下混合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深圳是最有创意的城市,是移民社会,没有形成广东、湖南、四川等集群,而是混合在一起。但问题是相互之间容易不信任。如果有一个平台,能够产生互信,能够合作做产业,这个平台做起来,创意城市的另一个条件就加上去了——也就是建立完整的法制体系。城市社会学值得研究的还是很多的,跟规划有很多要配合。

朱伟珏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们中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可能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也希望从城市规划中吸收一些东西。

我理解的社会资本,对穷人来说非常重要,对富人来说也很重要。社会资本包括三个指标,信任、互惠性、社会网络。对一个成功人士来说,如果没有社会网络,就成不了一个社会精英,财富和社会网络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资本落在社区层面,有什么作用?如果社区人与人之间非常信任,就会很有安全感、能够互惠。如果一个人生病了,摔倒了,有没有人来帮忙?如果我缺酱油了,能不能问隔壁邻居借?如果有这些,就说明社会资本高。另外就是社会网络。邻里关系、组织等都是拓展社会网络的一种途径。

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有关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上海的社区有几种类型:新建商品房,围起来的,有门禁;上海老城区、里弄,是完全开放的;现在的工人新村,是半封闭的。我们发现,从信任的角度来看,三种住房类型的指标量差不多。在新建商品房的区域里,社会网络的指标量高于里弄和工人新村,但是互惠性只有老式里弄和工人新村的1/6、1/5。所以,总体的社会资本,里弄和新建商品房还是相差很多。里弄的社会资本量非常高,尤其是互惠性。新建商品房像一个箱子,很封闭很窒息,到底是不是人性化的居住空间,我觉得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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