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胎竹编”是成都邛崃地区独有的传统手工艺品，也是成都最著名的特产之一。邛崃瓷胎竹编以其纪念性、地方性成为中外宾客在邛崃旅游时的首选特产。1994年，邛崃撤县建市，市政府赠与前来观礼嘉宾的纪念品即是一套瓷胎竹编茶碗，用瓷胎竹编技艺制作的工艺品已然成为邛崃市的文化象征。2008年，邛崃“竹编”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项目编号350VD-51），这项传承数百年的民间工艺更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认同。时至今日，重新回顾邛崃瓷胎竹编的历史发展与工艺传承，显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这项地方文化的宝贵遗产，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成都历史文化。

一、邛崃地区悠久的制竹传统

邛崃位于成都平原西部，有绵延起伏的邛崃山脉，有绿意盎然的芦沟竹海，有多条河流流经，还有面积广阔的人工水库竹溪湖。邛崃是山清水秀之地，钟灵毓秀之乡。这里的山水为竹子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这里的山水也孕育了灵秀的人。心灵手巧之人利用万亩高竹制作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创造了大量的竹制特产。代代相传的手艺人用智慧的双手不断提升编织工艺、发展竹编技巧，最终孕育出了瓷胎竹编。

早在西汉时期，竹制品就已成为邛崃的特产。《史记》中的“邛竹杖”远销域外，为张骞所见，是蜀地的代表性产品。此后，竹制品一直是邛崃的主要地方出产物。据民国《邛崃县志》记载：从汉至明，当地居民一直保持着用竹材制作劳用工具的传统，有竹耙犁、竹杖、竹竿等产品问世。这些工具仅仅通过简单的加工就可以被有效运用到生产活动中，所以产量极大。同时，还有一部分产品如背篓、箩筐、蒸笼、扫帚、竹篮等则需要用到编织技巧进行生产制作。在此过程中，竹质材料的编织工艺也在不断进步。随后，这种编织技艺就逐渐被运用到普通生活用品的制作中，竹扇、竹席、竹编鞋、竹帘等产品被大量生产，又进一步推动了编制技艺的成熟。再到后来，随着当地居民在艺术上的精神追求日渐提升，制竹业手工匠人进而将竹编技术运用到工艺品的生产中，瓷胎竹编便应运而生了。

早期的瓷胎竹编只是在珍贵的白瓷外发挥保护作用的竹制外壳，后来手艺人渐次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编制形式和竹纹花式，并将颜料绘画融入其中。用这种工艺制成的竹编产品既可起到保护瓷器的实用效果，又可用于观赏摆设，实现了艺术与生活的完美结合。

从简单的竹杖制作到精美繁复的瓷胎竹编，邛崃的竹制品生产经历了由简入繁、由粗到精的漫长发展历程。可以说，正是历史的积淀与技艺的传承孕育出了这朵“东方艺术之花”，她是邛崃自然、人文遗产交融汇合的完美结晶。

二、瓷胎竹编的精湛工艺

瓷胎竹编的兴起大约在清代中期，当时仅仅作为皇室贡品进献北京。光绪年间，成都设有专门的劝工局来督导竹编的生产。由于是贡品，所以瓷胎竹编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选材和做工，其成品以精细见长，具有“精选料”“特细丝”“紧贴胎”“密藏头”“五彩图”等五大工艺特色。

首先从选料上说，瓷胎竹编使用的材料主要是瓷、竹两项。其内胎瓷器必用景德镇烧制的名瓷，光亮柔美，洁白如玉，色泽莹润，赏心悦目。其竹材的选择更为讲究：只用成都平原西部邛崃山脉沿线出产的慈竹为原料。而对慈竹的取用亦有严格要求，专门择取生长二至三年，节距两尺左右，无划伤斑迹的壮竹。因为处于这一生长阶段的慈竹既不老、也不嫩，韧劲儿刚好，最适合进行编织加工。

从制作工艺上说，瓷胎竹编在编织之前，首先要将板状、片状、筒状的竹材进行预制处理。这一过程至少要经过刮青、烤色、去节、开片、定色、起薄、揉丝等七、八道复杂的工序，最终做成一根根薄如蝉翼、几近透明的细丝，才能用于编织。这一过程完全依靠大量重复的手工劳工完成，既要追求细、薄，又要保证竹丝的完整性和韧性，以防其破损，技术难度极高。据老匠人回忆，依当时的工艺技术条件，每100斤原竹经过预制加工后只能抽丝8两。在清末时，其价值几乎与同等重量的银子相当。瓷胎竹编之贵重由此可见一斑。

“紧贴胎”与“密藏头”两项都是针对瓷胎竹编的编织工艺而言的，这也是竹编制作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该工序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密编”达到“依胎成型”的艺术效果。经过预制的竹丝细如毛发，具有良好的韧性和可塑性。技艺精熟的匠人将其随胎编织，采用疏密相间的织法，使得竹丝疏中有细、细中有粗，相互交错地覆盖于胎底之上。其制作过程一丝一扣、一曲一折，既娴熟自然又让人眼花缭乱，既绚丽纷繁又严密精确。经过巧妙绝伦的加工，千头万绪的竹丝紧扣在瓷胎之上，胎弯竹弯、形曲篾曲，竹丝和瓷胎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所以又称“竹丝扣瓷”。不仅如此，在编织的过程中，工匠还会采用特殊的技法将竹丝线头巧妙地掐藏于编网之下，这样制作成型的工艺品就能不松不裂，经久耐用。

早期的竹编产品一任自然，主要是保留竹材的本色，不另作花纹。随着瓷胎竹编被列为贡品，供皇家使用，工匠们开始采用预先着色的竹丝进行编织。他们巧妙利用五彩竹丝的颜色、粗细、厚薄、长短差异，运用疏编、疏细结合编、破经编、换经编、浸色编、浮雕编、立体编等二十多种不同的技法，编织出千变万化的平面和立体彩色图案，形成“五彩”的视觉效果。作为贡品，竹编图案最初以二龙戏珠纹为多，后来逐渐出现了几何图形纹、山水花鸟纹、飞禽走兽纹、人物故事纹等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的内容。这些图画色彩丰富、雅致精美、清新自然，使得“五彩图”成为了瓷胎竹编上又一重要看点。

有上述精湛工艺的支撑，邛崃瓷胎竹编具有了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清雅莹润的丝竹和洁白如雪的名瓷相映成趣，使它在中国众多竹编工艺品中卓然独立，别具一格。

三、瓷胎竹编的百年兴衰

从清代到民国，瓷胎竹编由皇宫内院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渐渐成为大众化的商品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然而，这一条发展之路却极为曲折坎坷。

20世纪以来，瓷胎竹编迅速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是在民国初年。1915年，由老艺人张国正编制的饭碗、餐具、竹丝帐子在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银质奖章。邛崃瓷胎竹编第一次走出国门就震惊了世界，被誉为“东方艺术之花”，名声大噪。喜爱中国瓷器的国际友人纷纷求访、购买瓷胎竹编工艺品，民国政府也常常将其作为外交礼品赠送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巨大的荣誉和广泛的关注推动了竹编生产的兴盛，邛崃当地的生产工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不过当时竹编匠人的工艺技法主要是传承自清末，在技术、产品上并没有太大的革新。30年代以后，四川陷入长期动乱，军阀割据，烽火连天，瓷胎竹编的生产技艺也几乎绝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邛崃瓷胎竹编的发展也迎来了第二个春天。1956年，成都竹丝工艺品厂宣告成立（其前身是1954年建立的“工艺美术生产小组”和1955年成立的“工艺美术生产合作社”）。邛崃竹编工艺被重新发掘，瓷胎竹编的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然而好景不长，1963年，竹丝工艺厂因经营不善，被迫撤销，其竹编车间则被并入了成都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瓷胎竹编的技艺传承可谓不绝如缕。1973年，以该竹编车间为基础重新组建的成都市竹编工艺厂宣告成立。建厂伊始，工艺厂就迅速组织技术骨干，深入钻研，不仅全面恢复了清末以来的工艺传承，还大胆进行了创新尝试，研发出了许多新的产品。当时竹编工艺厂制作加工的产品按造型主要分为瓶、坛、包、盒具等几大类。花瓶类有小到5厘米的单件瓶，也有大到145厘米的千件瓶，可适合不同场合的需要。坛罐类有茶杯、糖缸、茶叶罐等实用品。竹包类有两大类六个规格的竹包手袋和挎包。竹编盒类有竹胎、纸胎、漆器胎等几种，规格有7厘米、9厘米、11厘米、13厘米、15厘米等多种，还分为单盒、内三格盒和套三盒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丰富，工艺厂还研发出了茶具、酒具、咖啡具、文具、烟具等等新产品。其中，茶具有功夫茶具、日式荼具和提梁茶具等。按规格分，则从套二套三的酒具、茶碗到十五头、二十二头一套的咖啡具都有。其使用的底胎，也从传统的瓷胎发展到陶胎、漆胎、玻胎等多种材质。工艺厂甚至还针对许多台湾客人的偏好而制作了紫砂胎的高档竹编器具。在图案编织方面，瓷胎竹编的编织工艺也有了巨大的飞跃：以古铜色的烤丝为主，配以普通几何图案、用于制作批量产品的普通编织技法继续保持；用新竹青丝经纬等宽便于编织各类单色图案、文字手迹的提花编织新技法也开始被大量使用。比如，随着四川大熊猫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竹编工艺厂就顺应市场需求而推出了以提花编织技法制作的熊猫图案的花瓶、茶具。这种创新创造、与时俱进的生产经营思路为工艺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解了瓷胎竹编工艺。1979年，成都竹编工艺厂生产的瓷胎竹编被国家轻工业部评为优质产品，可谓名至实归。

在国营工厂技术传承、技术革新的同时，竹编工艺也在向民间回归。70年代，成都竹编厂的一位技术骨干，已经73岁高龄的林绍清师傅到邛崃平乐镇采选竹材。他看见当地有很多民间艺人在从事瓷胎竹编的生产，深受感动。于是就把自己一生的绝技传授给了一个叫李万东的民间艺人。后来李万东又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带出了许多徒弟，于是瓷胎竹编工艺传承又在民间重新恢复。进入80年代，仅平乐镇上从事瓷胎竹编生产的工坊有十多家，比较知名的如红星、万家、江西等工坊都是在那时经营起来的。

21世纪以后，如火如荼的邛崃瓷胎竹编生产又再次遭遇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生活实用器具，瓷胎竹编产品受到了来自现代工业塑料制品的强力冲击。塑料制品加工难度小、制作成本低，价格低廉，经久耐用，在日常使用中具有明显的优势，极大地侵蚀了传统瓷胎竹编产品的市场。另一方面，作为手工工艺品，瓷胎竹编又面临着现代机械加工的挑战。利用机器生产瓷胎竹编，流水作业、精确可控，因而产量大、周期短、收益高，在生产效率、经营获利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手工制作。这些因素对瓷胎竹编工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据笔者在平乐镇的实地考察，目前真正从事瓷胎竹编手工生产的作坊仅剩一家，其余作坊、商店中陈列的大多是机器批量生产的成品。在传统技艺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与工业化的冲突中，瓷胎竹编将何去何从，“东方艺术之花”能否再次灿烂绽放，是一个值得当代人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