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行动，源自于正确的认识。我们首先要以对立统一的思维，辩证认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我国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我们既不能因轻视而导致疫情来临时手忙脚乱，也不能因恐惧而致平时都寸步难行。换言之，我们不能仅仅依据单一方面来决定所有的规划应对，而应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开放是城市的常态，只有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增进人与人的交流接触，才能提高经济与社会活力；封闭是城市的非常态，只有强化隔离、降低不利因素的传播扩散，才能增加安全性。如果不合时宜地一味采取开放或封闭，或者颠倒错置，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封闭之间寻求适宜的平衡，兼顾活力与安全，并且实现及时、有序、适度的转换，才是两宜之选。相应的，与规划直接相关的资源要素配置与空间布局，则重在寻求集中与分散的平衡。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从4个维度提出不成熟的看法：

城镇化战略层面

一是在城镇化战略层面，应继续坚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主体形态和以优势地区、中心城市为重点的总体方向，这是符合世界发展趋势与普遍规律的；但另一方面，基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不宜过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群或都市圈，而应使数量、规模相对适宜，空间相对均衡。

城市群治理层面

二是在城市群治理层面，不能只把关注的重点局限在经济合作、生态治理等看得见的领域，还要强化公共卫生安全的保障，要通过分工协作实现联防联控。要按照“作最坏的打算、预留适度的常备空间、具备强大的紧急动员能力”三者合一，真正做到“上医治未病”。同时，医疗资源配置要以城市群为单元，与城市群的形态相匹配，不能囿于传统的“中心—边缘“格局和” 城—镇—村“等级体系，而应更加网络化、多中心化。

社区治理层面

三是在社区治理层面，要以“15分钟生活圈”建设为契机，将社区拓展为疫情防控的基础空间单元。一方面要通过部分资源的下沉，强化基层在医疗基础环节的能力水平，实现社区分散诊断与医院集中治疗的适当分离，避免人群在医院盲目汇集造成交叉感染。另一方面，还可以发挥社区的基层组织动员和沟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缓解生活保障物资的暂时性短缺。

治理手段层面

四是在治理手段层面，要充分利用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通过疫情期间的居家办公和远程医疗等，减少不必要的接触；通过人口流动信息的共享和精准定位，可以避免 “一刀切”的刚性管制；通过构建线上互助平台等优化公众参与，还可以上下结合、刚柔相济、 动态多元地提升全社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