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0 月20 日 下午，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上海市城市规划学会联合承办的学术对话十二“有机更新与城市活力”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召开。

我国城镇化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阶段后，城市发展模式已从“增量扩张”逐渐转向“存量提升”，寻求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批先行先试城市，开始尝试在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公共要素的保障提升、城市社区的“微更新”、城市精细化治理等措施手段，推进城市建成环境的有机更新，激发城市活力。面对高密度、功能多样、产权复杂的建成环境以及信息社会的多样化公众诉求，城市更新在不同城市中的路径选择和机制构建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多样性。本次学术对话借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成都等先行城市的规划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存量时代中国城市更新和活力培育所面临的挑战及其规划应对。

学术对话首先由伍江教授做主席引导发言。第一是关于有机更新：城市是生命的有机体，有自身发展发生演变的客观规律。城市规划是对未来的预见，但城市更新本身的规律使得很多方面无法预见。非预见性有自组织的特点，并非外力引起，而是内在原因引起的，我们的城市规划管理中对自组织性的重视还不够。第二是关于活力：活力是生命力，一方面表现为生命力蓬勃向上，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强的野性。城市规划希望城市的发展能够更加有序，有序绝对不是制止它的生命力，而是让野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城市规划度的把握。在适当控制和不控制，在有序和无序中我们要找到平衡。第三，作为规划师，我们在有机更新的城市活力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我们更多的是帮助者而非决定者，这一点非常重要。

黄瓴教授以“秩序与繁荣”应对对话主题，就重庆近些年在有机更新背景下的规划建设工作做了系统的介绍。可以看到，重庆开展了多项行动探索，例如近年来开展的城市双修工作、两江四岸品质提升与山城步道体系规划设计、社区文化体育公园建设等等，但在制度政策层面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年来重庆的网红点场所逐渐增多，呈现出不同尺度、不同类别、丰富立体的多样城市空间场景，参与重塑了新重庆的城市特色。提出更希望她从充满活力的网红城走向舒适宜居的目的地。同时也进一步反思，应该怎样去评判一个城市的更新和活力，这需要重新审视我们本身的价值观念。

丁奇教授梳理了北京城市更新面对的复杂情况和问题。包括空间杂糅、产权交错、管理交叠、价值分异等，这些都需要对更新的政策机制进行梳理。再就是重新定位更新的目的以及如何回归到为满足人民得需要而做更新。北京从街道整治转向街区更新，进行了很多方面的探索，包括更新政策法规的制订、责任规划师制度等。北京城市更新也涌现出史家胡同微更新、白塔寺再生计划等优秀的实践探索。但城市存量更新工作仍然刚刚起步，还需要政策法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王泽坚院长介绍了深圳的经验。深圳发展时空过程是被高度压缩的，对城市更新的实践和认识转变也很快，经历了以拆除重建为主导的更新历程之后，目前进入以有机更新为主导的新阶段。他认为城市活力有三方面的重要维度，包括经济活力，人口的年轻度和包容性，以及空间的丰富和多元性。有机更新是保持活力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公共空间是通过有机更新增强城市活力的关键抓手。有机更新的实践过程中，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很重要，要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以社会修复为目开展有机更新。

吴军所长展示了近十年来广州城市更新的历程。十年间广州重点做了建章立制和项目实施两个方面的工作，过程中一直在推进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时至今日，广州剩下的城市更新资源更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更为破碎、更加混杂。同时，也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是为项目干得成，更重要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不仅是土地经济，更要关注空间经济。结合广州特点，吴军所长提出了新时期三方面的理解。一是全域整备更新思维。强调应从过去传统的存量更新到新时期的增存联动，实施全域整备更新，推动空间高质量整合；二是更新要具备系统经营城市思维。从过去算项目小帐到城市大账，从过去城市资源开发利用到资产的运营，如旧城街巷活化利用；三是时间思维。推出存量留白、临时更新的策略思考。

葛岩主任的交流题目是“空间、策略与机制，城市有机更新的困惑和思考”。上海老城区的建筑单体、街区布局及整体格局历经了多轮演变，形成了类型多样的特色空间。城区、街区、建筑尺度的有机更新，空间格局上应是渐变而非突变，应延续不同街区、建筑的尺度及多样化类型特征。老城区更新的关键是路径选择、政策机制及城市治理，城市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多方共赢，城市更新过程中各方都会有投入，投入之后各方都应该有合理的收益。这一过程中公平两个字非常重要，是否公平合理地处置现有的权益，以及公平的分配更新后增加的利益，是衡量城市更新公平性的关键。

王世福教授结合永庆坊的实例，分享了对广州城市更新的思考。广州一步步走到今天，通过城市更新局的成立和更新条例等做法，在利益计算上应该说更为均衡，但是旧城更新过程的公开性、公平性还差很多。王教授分享了两个观点，一是城市更新工作一下子转入微改造，这是误区，推倒重建式仍然会是城市更新的一种方式。第二个误区是我们不习惯于二次开发，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几年之后社区的状态可能就会产生不适应性。今年的主题词是活力，活力需要包容主体内生性的需求。我们目前是依法行政，治理某种程度上是制定规则，对于有机更新所指向的业主、使用者自更新，以及小规模开发权设定等涉及开发主体或特别开发申请，我们在制度上还没有准备好。

张恺所长结合上海的情况分享了一些观点。一是对于城市更新中根本性的问题，所谓“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找到突破口。上海风貌区中大量的公有产权房，今后仍然将是以零星改造为主，对于这么大量的建筑怎么更新，政策的制定方面确实是滞后的。第二是需要直面城市旧区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问题，比如老龄化的问题，制度设计是扁平化的推进，并没有针对这类问题在某些区域做针对性的设计。

姚南所长就成都在社区发展治理方面的创新尝试进行了分享。成都近两年更多地做一些老旧小区的提升和整治，例如新桂东老旧社区，用发展治理的手段来做，留资产、拆搭建、改形态、增公服，优机制，过程中体现了共治共建共享的理念。成都社区发展治理这两年成效显著，最重要是做了比较好的制度设计，把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并且在机构上予以保障，在市区两级党委成立了专门部门“社治委”，调配资源能力非常强。

卓健教授就城市更新中规划师的角色展开讨论。在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规划师有很多困惑，这说明我们对城市更新的认识在提高，而作为专业者可以从三方面问题主动积极地寻找答案。一是城市更新的目的是什么。每次更新都是打破既有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规划师持有怎样的价值观念非常重要。二是城市更新的动力问题。系统性是规划师的职业优势，能否依靠这一优势设计制定出推动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机制。三是技术的问题，目前讨论不够。数字信息时代下的更新与二十年前应该有所不同，新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新的现象，如网红、共享经济、分时使用等，更新规划如何认识这些改变城市运行方式的新技术所带来的动力和变化？总而言之，城市更新也意味着城市规划的自我更新。我们不难发现目前一些好的更新实践，都是在“特殊的”规划管理环境下实现的。我们目前的管理还停留在用地的管理而不是空间管理，我们还需要对规划本身的管控和抓手问题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升级，才能真正实现我们职业的更新。

嘉宾对话之后，与现场听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周俭教授对本次学术对话进行了总结。第一，今天大家谈了各种类型的城市更新案例和经验，可以从城市更新的动力机制的视角归纳三大类型。一类是无收益的更新，也就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或者社会资助，比如街道空间和公共空间更新整治项目；第二类是有资本投入和资本收益的项目，一般的市场再开发项目均属于此类；第三类是有资金投入但是是资产性的回报，这类项目的资金投入目的不是简单的近期资金收益回报，而是改善自用或长期持有物业并运营。这三类更新类型在一个城市的更新中相互补充，才可能覆盖城市更新的所有情况。第二，有机更新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非正规性”的操作情况，这种“非正规性”发生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规划过于“确定”。因此，我们应该做更“简单”的规划，做更具有包容性和弹性的规划，应该有根据不同情况和需求进行因地制宜创新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