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比速度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盲目的实践可能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一个关乎国家战略的发展规划，关键核心问题得到解决，才真正具备出台的意义。一波三折，也反映出总体规划的设计与协调压力巨大。

就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难点等问题，《国际金融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他同时也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多年专注区域经济、产业经济、总部经济、首都经济等领域的研究工作。

有破就要有立

《国际金融报》：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必须破解联动发展存在的障碍，就您看来，当前亟需突破哪一重壁垒？

赵弘：第一个难题就是能否形成一套有力的组织协调机制。因为在京津冀区域内，主体多元，两个直辖市加一个省级单位。特别是在北京，有许多中央单位以及下属的事业单位、优质的医院、高校、科研机构等等。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单位的支持与配合。在京津冀范围内也同样如此。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这个区域的规划就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个区域的协同发展也很难实质性地推进。

第二个难题，在京津冀区域，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惯性也有难度，需要探索跨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在现行的分税制的财税体制下，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元的经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必然会造成各自区域更多考虑各自的利益，只有依靠发展自身经济来为城市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财力支撑。那么在这种体制下，北京既要做好“四个服务”，坚持城市战略定位，又要发展经济获取应有的财政以保证首都的正常运转，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利益共享机制做保障，那么北京的功能疏解、产业转移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第三个难题，区域内各城市的差异化定位问题。目前，河北承接北京城市功能和产业疏解的热情很高，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不是每个城市、每个区县都要对接，一定要有重点，而且要根据各区域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进行差异化定位，不要形成无序竞争。

此外，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城际铁路互通互联、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等等，这些基础条件能不能具备，能不能解决？都是规划需要回答的问题。规划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统一思路、形成一整套顶层设计的一个过程，难度之大，挑战之严峻，应该说前所未有。

《国际金融报》：有没有解决的对策？

赵弘：一是建立区域性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对周边区域为首都所做贡献的一种补偿，这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双重的，不仅是北京市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应有中央的转移支付制度。不过这种制度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对地区有所保障，还要进一步看京津冀发展的协调推进情况。

现在北京面临严重的城市病，可以说疏解城市功能是北京城市发展的要求，也是为中央做好服务的要求。能不能由国家支持，北京、河北、天津共同构建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引导基金，来共同解决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态环境、重大的公共服务的建设资金需求。积极引导一些资源在周边集聚，通过建设城际铁路形成半小时圈或者一小时圈的卫星城，来承接北京城市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

方向比速度重要，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不说顶层设计，这种盲目的实践可能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审慎、积极都应该是这个时期确立的一种基本的态度。

《国际金融报》：您刚刚强调转移支付的制度？

赵弘：北京是典型的“小财政、大城市”，这种特点本身就为北京发展带来很多制约，如果北京对周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话，从财力支撑性、可行性来看，北京的能力实际上都是很有限的。北京多年来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对张家口、承德的水源保护地、贫困地区都做了很多补偿性的努力，但是财力有限，那么就需要建立一个更制度化的、更稳定的、更有保障能力的财税体系。我认为需要中央和地方一起来进行转移支付，而不仅是北京市一家转移支付。不解决利益问题，不解决体制、机制上的财政保障问题，京津冀协调发展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推进。